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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华商报》报社位于香港干诺道中123号的那幢五层小楼里。它创刊于1941年4月8日。当时日军占领了中国沿海城市，香港尚未沦陷，大批爱国人士汇集于此。当时的香港报刊都受国民党和港英当局控制，没有一份左派报纸。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建议出版了这份报纸。它的法人和出资人是香港商人世家子弟邓文钊。邓文钊虽是有钱人，但在英国留学时却信仰了马克思主义。香港沦陷后，《华商报》停刊。抗战胜利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地区党委宣传部长饶彰风找邓文钊帮忙，《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1947年《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华商报》就成了中共在解放区外唯一的喉舌。《华商报》1948年5月1日刊登了《五一口号》。

　　这幢楼的第五层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里面有个秘密电台，掌管电台的人叫杨乔。

　　5月4日下午2点，杨乔收到了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的电报。电报译出后，立刻交给了从上海来到香港、专门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潘汉年。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同志们给他起的外号叫“小开”，那是上海人对风流倜傥的资本家少爷的称呼，也可以想见他的风格。潘汉年的长相有着江南人的清秀，额头光滑，戴着金丝眼镜，衣着入时，很像个精明干练的洋行高级职员。他为人机警，善于交际，能与各种人打交道，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期，上海成了世界各国和国内各派间谍较量的地方，他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多次为中共中央及时获取重大的战略情报。

　　潘汉年读了这封信，觉得非常重要，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在具体筹划建立全国政权的问题了。而且，由毛主席出面给民主人士写信商讨重大问题，这样的信他经手的不多。他用隽秀的蝇头小楷把这封信誊写了两份，准备在拜访李济深、沈钧儒时交给他们。

　　5月4日下午4点多，潘汉年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的寓所。

　　会客厅的正中，悬挂着李济深与孙中山合影的照片，两旁挂着摘自《总理遗嘱》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曾任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年曾追随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战时期主政广西，响应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1948年在香港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63岁了，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典型的南方人长相，年轻时面皮白净，无胡须，是英俊的小生脸。现在留起了胡须，但上下唇的胡须稀稀疏疏，下巴的山羊胡子还差强人意。分头和胡子都灰白了。两只眼睛仍然圆圆的，虎虎有神。

　　“汉年先生，你这位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看望我这个闲人哪？”李济深开玩笑地说。他知道，潘汉年的来访，一定跟中共刚刚发布的《五一口号》有关。

　　“任公真会说笑话，您是国内外瞩目的人物，怎么能说是闲人呢？”

　　“汉年先生过奖了，”李济深有些不好意思，“有什么事情吗？”

　　潘汉年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却似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秘书张序。

　　李济深会意了。

　　“张秘书，汉年先生不是外人，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吧。”

　　“是。”张序退了出去。

　　“说吧，什么事？”他有些奇怪，中共的《五一口号》已经昭告天下，如果光为此而来，潘汉年似乎不必如此谨慎。也许，他的来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潘汉年的头幅度很小地向左右摆了一下，他在确证附近到底有没有人能听到。

　　“有要事相商。”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本能使他下意识地小声说。

　　潘汉年的神情使李济深受到感染，也警觉起来，他探着身子，往沙发的前面坐了坐。

　　“放心吧，汉年先生，这里没有外人。”他的声音也不由得小了起来。

　　潘汉年从西装里拿出一张纸，打开后交给李济深。

　　李济深知道潘汉年是中共的重要人物，早就风闻过他的经历和背景，看到他那慎重的样子，已经预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但在急急看了一下信的下款之后，还是吓了一跳。

　　“怎么，润之先生……”他完全没有想到。

　　“刚收到。”潘汉年说。

　　李济深点点头，细细地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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