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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一场恶战”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下，很快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恶战”。
自11月29日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人员写来的四封信，主要反映对姚文元文章的怀疑、反对的意见。《文汇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写了“引蛇出洞”的编者按。按语说：
“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
“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文汇报》在12月6日这天，和《解放日报》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刊登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文汇报》并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
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他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一块找到邓小平，向他汇报说：有人总在主席身边吹风，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就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
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政治结论呢?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进行，混在一起是最危险的，这将会堵塞言路，堵塞言路!
为征求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彭真又一同来到刘少奇的家里。
彭真对刘少奇说：不光是我，文化界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不理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刘少奇沉思地说：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才好。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棍子，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将来学我们!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内出现过王明、张国焘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196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的《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彭真指示写的，彭真鼓励他在这场“学术讨论”中“不要消极观战，而要积极参战”，“北京的理论工作者要走到各省、市前面去!”
彭真说：你们说姚文元的文章不好，我们能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实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像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把这些问题辩论清楚了，对大家的理论水平不也是提高吗?
邓拓的文章写出以后，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邓拓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把对吴晗的批判、封建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硬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上，刊出全国报刊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不同见解，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通过介绍讨论情况，推动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
“要害是罢官”
毛泽东住在西湖西南岸边的刘庄园林别墅庭院里。这里，三面环湖，黄墙绿瓦，到处飘扬着浓郁的花香。
1965年12月21日，应毛泽东之约，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等五个人，走进一座雅静的客厅。毛泽东同他们谈关于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问题。在这次历时三小时的谈话里，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情况，谈到《海瑞罢官》问题。
毛泽东说：戚本禹写的文章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写得也很好，点了名，但是没有击中要害。
毛泽东望着大家：你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二十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请艾思奇、关锋整理这次谈话时的记录。第二天，田家英看谈话记录，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不应把同彭德怀没有联系的问题整理进去。田家英当即删去谈话中涉及海瑞罢官要害的内容，并且删去毛泽东表扬姚文元、戚本禹的一段谈话。这样就形成了这次谈话的两个版本。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同一房间里，接见了彭真和康生。毛泽东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马上插话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直接联系。
康生紧绷着脸说：但起码是政治问题。
彭真激动地打断康生的话说：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嘛。
康生恶狠狠地瞅着彭真说：你别忘了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一点吧!
彭真十分激动地说：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当天，彭真给在北京的邓拓打长途电话，要他转告吴晗，请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吧。
1965年12月23日，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同他单独进行谈话。在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以后，彭真说：如果抓住吴晗的几句错话，就肯定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戚本禹、关锋、姚文元都有问题。他们写的一些杂文，上了纲都可以定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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