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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的一天，笔者奉命列席谢富治主持的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在宽大的市常委会的会议室里，挤满二三十人。一阵喧嚷之后，谢富治满脸怒容地站起来了。他在问了北京市几位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之后，突然问到：“聂元梓同志来了没有?”
“来了，在这里!”笔者寻声望过去，只见一个年近50岁的女人，从后排的角落里站起来。啊!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元梓！
谢富治请她到前排来坐。她边走边说：我!今天是经过几次突围前来的。
连日来，北大、清华、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内部，多次发生派性纠纷。在分裂的天派和地派之间，相互抢夺地盘，不时发生武斗。
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几乎遍及北京市各行业、各大企业。互相争斗的两大派，你攻我，我攻你，有的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这天市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就是处理头一天夜晚发生的西单商场武斗事件。
谢富治讲了十多分钟，要求各派之间消除派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接着宣布，到会的同志立刻到西单去，笔者随同查看了商场的武斗现场。
这天，聂元梓穿着褪色的黄军衣，围着红卫兵袖章，右肩上挂着一只缝有红五星的布挎包，低着头，悄悄走在一些市革委委员的后边。在穿过围观的人群时，一群女学生发现了她。她们大声喊着：“看呀，老佛爷来啦!”猛力向她冲来，用十分难听的话，辱骂这位“造反派领袖”，幸好有几位警卫同志出来保驾，聂元梓才躲过拳打脚踢。造反派领袖多么不得人心啊!
惨遭折磨的市委成员
在红色恐怖的日子里，彭真同志受到迫害。彭真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但康生硬要改为地主。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发火说：你们无能!彭真家明明是地主，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慑于康生的权威，县革委会被迫把彭真家庭成分划为地主。
北京的红卫兵专程到曲沃县，抄了彭真的家。把彭真同志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窑洞里扔到院内，连着摔打、日晒，很快折腾死了。彭真弟弟茂信是个残疾人，摔坏了腰，也和儿子一起被扣压起来折磨死了。
在疯狂的岁月里，彭真被大会批斗200多次。他坐了九年监狱，而后又被流放到陕西商县的大山里。他在狱中重读毛选、马恩文选、《资本论》。没有笔，彭真就把彩色的牙膏袋撕成细细的小条，贴在书上作读书的标注。
1980年，彭真回到曲沃老家。他到各家串门，找家人，找乡亲，找批斗过他亲属的人谈心。他说，我这次回家就这么两件事，第一看看乡亲们，帮大家解解旧怨，劝大家把宿怨一笔勾销，团结起来干四化。第二给我母亲上坟，倒不是因她被斗死，主要是感谢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康生、谢富治诬陷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等出卖国家核心机密，叛党叛国。胡说什么北京市委的基本班底是“以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为基础，网络叛徒、特务、牛鬼蛇神及其他分子拼凑而成”。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16岁即献身革命，长期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和敌工部部长。北平解放后，协助第一书记彭真主持北京市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刚爆发，陈伯达、江青就公开点了刘仁的名……
一天夜里，一伙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市委大楼，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鞋都不让穿，抓走了刘仁，硬说他是“美国特务”。
1945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决定同意美军情报处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地区参观，返回时，在我方要求下，留下美军随身携带的电讯器材。对此，新华社曾作过公开报道。康生为了陷害刘仁，把正常的工作诬之为特务活动，诬陷刘仁是反革命特务分子。
康生在1968年1月3日的一份专案组报告上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
康生的批示，造成严重的恶果。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同志，都无辜地被戴上手铐脚镣，被监狱关押多年，受尽法西斯残酷折磨。
在五年多的监狱生活里，刘仁受尽拷打，一身上下血痕。他面对铁窗、守卫，沉痛地对前来探望的妻子、战友甘英说：
“我这一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通过他们帮助传送文件，组织斗争……”
英雄的战士，卓越的市委领导人刘仁在法西斯的折磨下，1973年10月26日，在自己的监狱里献出了生命。
刘仁的战友郑天翔，在《哭刘仁》的诗篇里，悲愤地写道：
“万家悲声怒问天，妖雾为何久狂扬。横行十载折栋梁，伤痕累累，行事费思量。”
谢富治、康生还诬陷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公安局长邢相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了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冤案，广大公安干部受到株连迫害。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肆虐下，北京有了位市委书记、六名副市长被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长期关押；全市有12089名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
这一页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北京市人民是永难忘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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