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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修改三次
1966年3月19日，江青要陈亚丁代她起草了一封给当时在上海的林彪的信，争取林彪的点头和支持。信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当然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军委副主席还有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善于“紧跟”的林彪，看了江青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自然很高兴。他马上找来刘志坚、陈亚丁，代他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各常委的信。信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林彪在这封信中，从政治上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他对毛泽东为他加上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不但心甘情愿地默认了，而且还在信末标明“以便报中央审批”，这意味着《纪要》将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向全国。
果然，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
中共中央在对《纪要》的批语里高度赞扬说：“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文件。”要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公开发表了《纪要》，在全国掀起大吹大捧江青的热潮。江青一跃从电影明星变成“文艺旗手”，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显赫人物了。
《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林彪、吹捧江青，把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至于一些投靠江青的文艺干将，更是肉麻地把江青吹捧到天上。
《纪要》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镇压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黑纲领：是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动员令，是林彪、江青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实行“全面专政”的信号!
在《纪要》的刀光剑影下，许多对《纪要》表示不同意见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文艺工作者，都被扣上“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迫害。
就在这一年，连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也都遭到无情的打击。刘志坚被江青、康生诬蔑为“刘邓在军队中的代表”，在“一月风暴”开始这天，被造反派撕掉领章、帽徽，挂上黑牌，押入监狱，过了八年铁窗生活。
就在这一年的4月8日到6月11日，在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看电影，抓黑线”，《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怒涛》等64部影片受到批判，62位部队文艺工作者遭到打击。
会议过后，各大军区、省军区也都召开类似的会议，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批转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撤销了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枷锁下解放出来。
〖BT1〗第五章 制造天下大乱
《5·16通知》宣布，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
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关，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成为毛泽东一人之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原有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全部陷于瘫痪了。
毛泽东号召对他艰苦创业几十年的大好江山，进行“天下大乱”!
这在中国和外国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康生得知毛泽东对《5·16通知》做了多次修改以后，尽管中央还没有通过，他便抢先一步，在5月13日把消息告诉给老婆曹轶欧。
1966年5月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原北大哲学系的几个人到了北京大学。
据北大校长陆平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谈到，5月14日中午，他刚端起碗要吃饭，有人打电话说曹轶欧已经来到学校。他马上赶到校党委办公室，见曹轶欧和一位秀才坐在沙发上，曹轶欧单刀直入对陆平说，来学校了解你们学术批判情况。
此后，他们鬼鬼祟祟地住进距北大二公里的西颐宾馆，利用调查组的名义，背着北大党委物色打手和帮凶，往上搞！
曹轶欧首先想到当时担任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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