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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滴水洞。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小时候曾到这里放过牛，砍过柴，向大石鼓山上的一块石头娘娘，叩拜过头，在虎歇亭里憩躺过。
6月17日至28日，隐居在滴水洞的毛泽东，冷静地思考着“文化大革命”。28日他离开湖南到武汉。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态，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极为机密的“左右开弓”的信。
这封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才印发的信，对林彪、刘少奇都做了批评。现摘要如下：
“……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在这封提倡“天下大乱”的信中，坦率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期望。周恩来、王任重看过这封信。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将信的内容转告林彪。林彪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把原信销毁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抄件。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10万人的欢呼声中畅游长江，表现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雄伟气概。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赶快前来求见，却被秘书挡驾了。捷足先登的陈伯达、康生，正在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次来见毛泽东。没等刘少奇谈几句，毛泽东就开始批评了。
毛泽东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群众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7月24、25日两天，毛泽东连续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又增加来京的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家派人到中央?……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样怕?毛泽东又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撤出工作组。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派去的工作组，有些又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好下场。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消工作组。
26日晚，陈伯达来到北大，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撤销张承先工作组。他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他号召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江青在会上用已经嘶哑的嗓子说：“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7月27日，陈伯达、康生带领文革小组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他们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7月28日，江青还在一次会上煽动武斗。当时有人向她反映社会上出现许多人打人、“喷气式”等野蛮行为时，她竟笑笑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李雪峰宣读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后毛泽东修改、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的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周恩来在讲话中都说，“文化大革命”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讲话刚刚结束，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室的毛泽东，突然从主席台幕后快速走到前台上来。据亲眼目睹现场的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穆欣回忆说：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拣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他没有说话)，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
工作组被撤销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揪斗工作组长的事情。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为揪斗工作组长，在国防科委静坐28个昼夜，轰动全国。各地学校相继发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的浪潮。从此，几乎所有的学校都陷入无领导、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学校门窗玻璃被打碎了，雪白的墙壁被涂污了，桌椅被打烂了，校长教师被揪斗了，读书声听不见了。在正常人看来已经乱得不能忍受的时候，江青、陈伯达一伙人却认为乱得还不够，乱得不深，乱得不透，他们到处奔走鼓动，要乱深乱透，越乱越好！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明确宣布要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要为“反革命”平反，要把“坏家伙”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紧急指示》还明确宣布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取消总政治部过去的有关规定。为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10月5日、6日分别召开军队院校10万人和地方院校的10万人大会。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从此，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周恩来不同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并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经毛泽东同意，最后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毛泽东主持下，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重点，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责他们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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