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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从广播中听到给他头上戴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大帽子后，体温突然上升到40℃。他趴在床上，怀着无比的愤恨，气得浑身颤抖，爬不起来……他一连多天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
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对夫人王光美说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在心底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灾难的折磨。
“阎王爷请他喝烧酒”
江青为迫害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直接控制、主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
1967年7月18日，为调查刘少奇“叛徒”材料，江青亲自批准派人到沈阳查档案。他们组织四百多人，历时两个月，查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阅了245万份档案，没有发现刘少奇一件“叛徒”材料。
可是，江青却血口喷人。1968年9月16日，她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注，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这个美特身份是有足够证据的。”
9月29日，林彪写信对江青所批的诬陷之词，表示“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9月18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讲话时，忘形地叫嚷：
“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实在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呵，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剐!”
十年后，当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的时候，法庭值庭人员播放了她的讲话录音。笔者当时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清楚地听到值庭人员问江青：这是否是你的声音?
江青点点头，说：我听出是我的声音！
为制造刘少奇是“大叛徒”的伪证，从1967年5月到10月，由江青亲自决定逮捕关押了11人，长期进行监禁。他们还对被捕的人进行“突击审讯”，刑讯逼供，制造假材料，迫害致死四人，株连受害的，仅北京市就有64人。
孟用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8月22日下午，他同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沈阳奉天纱厂同时被捕。
江青指派人连续向孟用潜逼供。孟熬不过连续逼供，按专案组的口供编造了假证。后来，孟在狱中二十次写信声明，说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但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准上报。
当时任满州团委书记的王鹤寿，坚强不屈，顶住压力，鉴于当时团委没有遭受破坏，所以写材料证明：“因此我没有理由推断刘少奇在被捕后叛变了。”
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丁觉群担任满洲临时省委书记。他几次派杨一辰到狱中了解刘少奇、孟用潜的情况。江青、康生、谢富治、陈伯达就以他是刘少奇的重要知情人，将其关押。
丁觉群被逼供后不久，就翻了供。1967年7月27日，他在狱中写给专案组的信中声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
1967年7月27日，江青、康生等人批准逮捕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专案组在报告上写道：“为清查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问题，我们曾多次与杨谈话，杨的态度极不老实，根本不谈实质问题。为了查清刘的问题，取得旁证，我们意见将杨一辰调来北京，交卫戍区监护隔离审查。”
江青圈阅同意。
天津市香港路一号居民王广恩，已74岁，1929年他是奉天纱厂协理。专案组在向江青的报告中写道：“王广恩是策划参与逮捕刘少奇、孟用潜重要当事人之一，对刘、孟被捕叛变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但王的态度极不老实，只讲刘、孟被捕的一般经过，实质问题只字不露。我们派人协同天津市公安局先后同他谈了八次，均未突破。”因之，报告提出“将王广恩拘留起来，突击审讯，为突破刘少奇叛变问题提供旁证”。
江青圈阅同意。王广恩被拘留后，经过多次“突击审讯”，迫害折磨，扣留后不到四十天，于1967年8月27日因突患感冒，发高烧，高血压复发死亡。
江青为逼供知情人供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还“监护”了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
王世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党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在他半身不遂、身患肺癌、生命垂危的时候，江青批准对他“加紧突击审讯”。
王世英说：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在1968年3月26日被迫害致死。
对王世英的死，江青大发雷霆。她在1968年3月“在八个专案组会上讲话”中说：
“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没有死，你们右倾。”又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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