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十二


    1966年11月27日,关锋果然写信给江青,攻击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还列举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
   
    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
   
    在这期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也调来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由于工作过分劳累,他的肝炎病更重了,加上常遭江青一伙人的围攻,身体一天天坏下去。陶铸出于对王任重的关心,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调王任重回中南休息养病。
    1969年10月18日夜晚,身患胰腺癌的陶铸,在病痛的严重折磨下,被一架专机送到合肥。但他的亲密伴侣曾志却不准与他同行照顾,反被发配到广东农村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他唯一的女儿陶斯亮也被流放大西北。一家骨肉三口人,在他临死前都没能见过一面!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陶铸被折磨死在合肥市一间不见阳光的黑屋里。逝世后,那双燃烧着仇恨火焰的大眼睛,仍然圆睁着,不肯闭目!
   
    他的遗容没有修整,他的遗体没有覆盖红旗……
   
    他的遗体用一床白布裹着,迎着哀号的寒风,在火焰里化为灰烬!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40多年的钢铁战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BT1〗第七章  啊!红卫兵
   
    1966年的夏天,首都东西长安街的柏油路晒软了。匆匆行进的燥动人群里,大都是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大中学生。这些血气方刚、幼稚的年轻人,到处大喊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毛泽东在武汉说: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有冲破旧势力的勇气。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
   
    在“疯狂的年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汹涌彭湃的洪流里,红卫兵起初像搏斗在暴雨中的海燕,继之就被野心家转化为极左路线驱使的犬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蒙骗操纵的工具。他们“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到处横冲直撞,施虐天下;最后淹没消亡在自相残杀的武斗中,殉葬在一幕幕血与火的历史悲剧里!
   
    “造反”的产儿
   
    笔者访问过许多红卫兵。包括所谓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尽管他们各人的经历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
   
    红卫兵组织是“造反有理”的产儿。
   
    红卫兵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在一代青少年头脑中的反映。
   
    红卫兵是左倾的观念在组织上的体现。
   
    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所谓“火红的年代”。
   
    请看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北京清华附中高中学生卜大华,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1986年第10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他的《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在这篇自述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红卫兵运动从发起、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卜大华这样描述着诞生红卫兵的历史社会环境:
   
    “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卜大华的分析和反思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的实际。六十年代,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动向,在一代青少年中引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痕迹,阶级斗争的烙印。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到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学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五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绝想不到这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话剧来。”
   
    5月29日夜晚,卜大华等清华附中十多位同学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废墟上,决心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确定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多数人赞同“红卫兵”。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
   
    同一天,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保卫党中央,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张大字报末尾署名红卫兵的后面,有一百多个同学签了名。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大字报一贴出去,震动了工作组和全体师生,工作组非常紧张,问青年学生对“造反”二字如何解释?他们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
   
    卜大华不慌不忙地拿出一篇评论文章,文内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从此,“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切活动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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