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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月风暴
社论：“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七个人到家中吃饭。
姚文元首先举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并对“文化大革命”发出“最高指示”，预言下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根据毛泽东“最高指示”精神，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撰写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伴随着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全面“夺权”，加深了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全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
上海滩的“造反司令”
在庆祝毛泽东生日的家宴上，据姚文元后来交待，毛泽东谈到上海形势时说：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学生起来了……
毛泽东称赞的“形势大有希望”，指的是上海“天下大乱”了。
“大乱”的头目之一，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这个193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郊区贫苦农民家中的青年人，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五年以后，复员到上海，在国棉17厂任基干民兵连长。
就是这个民兵连长王洪文，1972年12月，笔者在上海访问他的时候，王洪文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会议了。这天，他从北京回到上海，由上海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陪同接见笔者。他就上海民兵武装的诞生和“一月风暴”侃侃而谈。在谈了上海夺权经过和武斗事件之后，他还特地批准在电视台为我放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现场纪录片。这样，就使笔者对“一月风暴”有了更系统、更深切的了解。
1966年6月，北京首先刮起“史无前例”的狂风骤雨。狂风吹到上海，王洪文找到几个人，于1966年6月12日上午，在国棉17厂医务室旁，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贴出“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等三条大标语。
1980年6月5日，王洪文受审时对写这张大字报有如下交待：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厂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哨，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的……”
王洪文接着交待说：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说：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这时，市纺织工业局派来一支文革工作队，王洪文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席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
市委工作队进厂十天，王洪文转过头来，把炮口对准工作队，贴出轰动全厂的大字报——《市委工作队滚出去!》
八月，来上海“大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穿着没有领章的黄绿军装，佩戴红袖章，戴着军帽，斜背着书包，举着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像潮水似地涌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一部分红卫兵喊着“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涌进了国棉17厂。
王洪文受到红卫兵“停课闹革命”的鼓舞，决心到北京去取经。
王洪文对此交待说：
“10月上旬，我和其他13人到北京上访，告厂党委、工作队的状。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三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王洪文说：“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洪文等人在北京大串连10天，“提高了路线觉悟”。他说：
“回上海后，厂党委已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队领导，我对工作队的情绪更利害了。”王洪文对工人们说：“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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