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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平路事件
12月28日，张春桥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听到马天水向他汇报流传的谣言“赤卫队抄了他的家”，当天夜里打电话给王洪文。
他要他们警惕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革命口号，“乘机捞取造反派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指示他们立即调动人马，向“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天深夜，“工总司”调动车辆和十几万人，将进入康平路的不足三万人“赤卫队”，一层层地包围起来。
王洪文说：“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就站不稳脚跟。对‘赤卫队’就是要砸!”
30日凌晨二时，康平路喊声四起：“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震天的喊声中，“工总司”十万人发起了总攻，打垮了赤卫队，使上海变成了工总司一派的天下。
“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据记载：
“30日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91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100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遍体鳞伤。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命令”：把“赤卫队”各级领导干部抓起来。全市各机关企业有240余人被捕，单是上海国棉17厂被捕的赤卫队员就有25人。
张春桥对他指挥的这场武斗，十分得意。1967年3月8日，他对山西太原市造反派进京代表说：“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跨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跨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正在这时，自鸣得意的张春桥被他女儿打了一巴掌。在“赤卫队”被“踏平”的这天，张春桥的女儿写了一张《造谣派破产》的传单，在上海流传开来。传单说：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笔者注：即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家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传单”揭露了谣言。张春桥知道后，打电话给妻子说：“抄家不是孤立的，这是政治斗争，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抄家的说法，不利于造反派，是右倾。”
后来，尽管“工总司”和张春桥妻子一再声明，否认“传单”，可是却无法掩盖铁的事实：上海大乱了。
镇压了赤卫队之后，张春桥又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倒打一耙，诬陷康平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指使他“要各个群众组织快点商量，揭露市委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
“后院起火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之间，上海市委机关内部还发生一起所谓“心脏爆炸”和“后院起火”事件。上海市委写作组徐景贤、朱永嘉等，配合“工总司”，从市委机关内部起来造反。
早在1966年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就对来北京的朱永嘉说：“你们应该造反，从市委内部把市委搞乱。”
朱永嘉立即打电话回上海，把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向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汇报了。
11月28日，徐景贤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起来造反。张春桥听了，说：“很好。”
第二天，姚文元给徐景贤回电话，具体指示写作班子造上海市委的反。
12月12日，姚文元又给徐景贤打电话，催问市委写作班子：“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鼓励他们立即起来“造反”，“上前线”，踢开上海市委，把写作班子转变为夺权的工作班子。
14日晚，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徐景贤，询问写作班子“造反”进展情况，并指示说：“不能停留在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要搞得更深!”
徐景贤当即汇报了13日秀才们深夜开会的情况。他说：“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杀市委的回马枪，里应外合，抛出陈丕显、曹荻秋的材料，从内部向上海市委夺权!”
28日，上海文化广场举行“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杨西光和常溪萍被当作“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会场上高呼“炮打上海市委”“揪出曹荻秋”“火烧陈丕显”等口号。徐景贤发表长篇造反演讲后，宣读了《造反声明》，宣称：
“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对这场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导演的“后院起火”，“心脏爆炸”，张春桥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受到了震动。上海市委从此不神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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