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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过关
伴随着“清查5·16”，北京、上海等许多单位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
最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问题的是江青。1967年11月27日，她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上海市马上响应江青的号召，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借用整党和反“右”倾的名义，采取各种方法，从机关干部和群众组织中揪出所谓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漏网右派”、“假党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
196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里指出，要“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根据这个批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内查外调”。对被造反派怀疑的一切干部和职工，都组织专门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国家为此投入巨大的资金和运输力量。成千上万的外调人员，为了微不足道的“疑点”，不远万里，爬山涉水，所获甚微。有不少外调人员借机会“公费旅行”，游山玩水。外调的所谓“特务”、“假党员”者，最终“查无其事”。
至于“内查”，更是花样百出。“群众路线”，变成了“群众专政”。在“一切经过群众”的口号下，非党员可以审查党员，普通机关人员可以审查党的高级干部。有的机关则搞什么“自报公议”，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在会上汇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然后群起分析、批判、质疑，“从鸡蛋里挑骨头”，闹出许多笑话。
一位在苏北战场七战七捷战斗中负伤的老干部，伸出他断掉半截的手臂，沉痛的告诉笔者说：涟水战斗中，我担任主攻的营教导员，胳膊被敌人打断。造反派审查我，竟质问说，你既然受了重伤，怎么还能活着下来?我含着眼泪回答，我是被战友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呵!而造反派则怀疑我是逃跑的，为这件事，审查我两个月……
为在全国建立新秩序，在“全国一片红”和“斗、批、改”的活动中，广泛开展了“清队”运动。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给毛泽东。这个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笔者注：“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在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军宣队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江青控制的“点”，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
5月19日，毛泽东在这个《经验》上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根据这个批示，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经验》材料介绍说，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在“毫不留情”的打击下，大搞逼供信，用所谓“攻心”战术，制造许多错案。材料介绍说，一个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女工，“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经验》转发以后，全国许多地区开展“清队”，把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当作“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局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受到立案审查的约占75％左右。许多努力工作的好干部，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审查时，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的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连受审人员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祸及群众达一亿人。
闻名中外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是为报效祖国从香港归国的乒乓球健将，荣获过世界冠军。他们在“清队运动”中都被怀疑是“特务”，遭到游斗、毒打，相继在1968年4、5、6月自杀。世界冠军容国团在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一些党的忠诚儿女，为捍卫真理，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共和国的枪口下!
他们之中，有人民英雄张志新!
他们之中，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遇罗克!
他们之中，有多次上书毛主席，在狱中写下许多读书笔记的忻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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