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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先告状
2月16日下午6时许，怀仁堂碰头会散会了。待其他人都已离开会场，姚文元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张春桥、王力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王力你要站稳立场!
张春桥说：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一次。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我们先碰碰情况。
王力说：可不能随口乱讲，要如实，要准确。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同乘一辆车，回到钓鱼台16号楼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张春桥、姚文元照着各自的记录讲，王力执笔，一条条地记下来。后来，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由王力抄清《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要点》。
张、姚、王三人带着整理的《要点》，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先由张春桥参考整理好的《要点》，讲了会议的情况，谈话中间，姚文元不断插话。
王力后来告诉笔者：江青听完碰头会情况，她的“病”立即好了。她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是错误路线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当着三人的面，立即拿起电话，要主席秘书报告主席，说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有重要情况向主席报告，务必请主席今晚接见他们。过一会，主席通知，当夜十点，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来。
这座宽敞明亮的大厅，是毛泽东和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经常议事的地方。自从“文革”以来，连中南海也闹起来了，毛泽东和林彪只好搬进人民大会堂来办公。
毛泽东同三个人一边握手，一边问张春桥：你没有回上海?
张春桥回答：明天回去。
接着，张春桥按照《要点》，开始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抽着烟只是笑，静静地听着汇报。张春桥讲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再也不笑了。他立时恼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张春桥这时趁机诬告了周总理，说总理对13期《红旗》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生气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常委审查哟!”
毛泽东听完汇报，指示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干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经济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铁路。”
这时，毛泽东已心平气和了。王力见毛泽东态度有了变化，趁机汇报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王力又说：“请主席考虑，我认为重要社论，经过总理和政治局同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后来看了这篇社论，写信给王力、关锋说，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审查这篇社论。
陈毅在社论审查前，曾对王力说：“这篇文章好得很。只要这样，大家都不会有意见了。”(笔者注：2月23日，《红旗》第四期发表的《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社论说，经过半年多文化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
逼迫总理交权
张春桥等三人离开人民大会堂的当天深夜，又回到钓鱼台11号楼。向江青汇报了情况以及毛主席的讲话。
江青对张春桥说：“你可以晚一天回上海，走前要同周总理谈一次话。”
2月17日下午，张春桥奉江青之命，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同周恩来谈话，逼迫总理向中央文革小组交党政大权。
张春桥刚同周恩来谈完话，随即邀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同他吃晚饭。在饭桌上，张春桥洋洋得意地说：“我已同总理谈了话，谈了怀仁堂会议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讲了要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的问题。”
张春桥接着又说：“总理同意了，总理说，除主席决定要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外，日常的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总理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从此以后，原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改成了国务院的碰头办公会。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周恩来也不再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块办公了。
在同一时间，王力把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以及江青的谈话等，向周恩来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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