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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江青一伙给老同志戴大帽子，诬陷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301医院，他们就骂什么：“301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们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当面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党的民主原则备受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同志，催要书面检查。秘书说：“又催来了!……”
李先念气愤地说：“你告诉他，我不写。你就说，我不写检查!”
见秘书有点犹豫。李先念大步走到电话机前，严肃地说：“你把我原话告诉他，就说，我不写检查，看他怎么办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反右派斗争中，积极阴谋参与制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击大批革命干部。他因为写了关于研究李秀成的文章，得到了陈伯达、江青之流的赏识。于是，青云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到处兴风作浪，疯狂迫害革命干部，积极组织策划对老帅的批斗。
3月18日，批斗会结束这天，陈毅回到家里，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真是巧合！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差点被打死，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为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反击所谓“复辟”
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陈伯达又送一件关于天津小站发生的所谓“反革命复辟”的材料给毛泽东。2月28日，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材料上批：“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陈伯达借机发挥，把毛泽东这句话发展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反动口号。从此，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活动。
3月6日，江青指使戚本禹和谭厚兰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集中力量攻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
3月8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的事件。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代理农业部部长江一真。
3月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3月10日上午，戚本禹、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康生也赶到农业展览馆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3月14日，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反对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要“炮轰、火烧”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震林、陈毅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还说，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二级台风”！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播放林彪讲话的通知，评价林彪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告，对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样，林彪讲话和中央通知，就成了林彪、江青一伙行动的纲领，通过反击“二月逆流”更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
据1978年12月21日《山东日报》载：1967年山东全省在“反逆流运动”中，当时仅临沂地区就有四万多老干部被关押，遭到进入沂蒙山区的“棒子队”的毒打，其中有569人被打死，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当地驻军因不支持“反逆流”，有2000名指战员遭到迫害。
“还是要搞团结嘛”
乌云可以一时弥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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