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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谈到陈毅，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谈到聂荣臻，毛泽东说：聂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谈到叶剑英，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他(说到这，主席幽默地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叶剑英“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指的是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川西北，当时担任四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看到了张国焘要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开会的会场，不顾个人安危，策马直奔党中央所在地巴西，把它交给毛泽东，使党中央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到达陕北。
谈到徐向前，毛泽东说：徐老总的问题不能揪住不放。过去的事不能再搞了，那是张国焘的事情。听说，在草地上，徐向前就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谈到贺龙，毛泽东又一次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1967年7月28日，杨成武专程从上海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作了传达，许多同志都听到了这个传达。在八一建军节的庆祝会上，周恩来在祝词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八一起义的讲话。
“八一”过后，杨成武又赶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但没有讲毛泽东的具体讲话。
这件事，直接触怒了林彪。他对人说，杨成武从上海回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了，看不起他，有事也不向他汇报了。
抓“王、关、戚”
林彪、江青为制造“杨、余、傅案件”，还诬陷“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所谓“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初期，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成员。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政治舞台上，部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
1967年武汉“7·20事件”时，当地的“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搞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
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报刊上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这时，“空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红尖兵”的文章，提出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8月7日，在武汉受伤的王力，躺在北京钓鱼台的病床上，听取外交部“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和六七个造反派代表关于外交部运动的汇报，作了许多插话。造反派把这些插话，整理成讲话稿广为传播。王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唯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
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长陈毅多次遭到造反派的围攻。外交学院钓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外交部小礼堂，叫嚷：“不揪出陈毅决不收兵!”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第二天，他俩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强迫他俩边叫边卖，故意给中国人民脸上抹黑丢丑！
8月28日晚上，造反派围攻火烧英国驻华办事处，严重破坏我国对外政策和声誉，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与此同时，戚本禹指使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
八月底，周恩来叫杨成武带上王力“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嘱咐杨成武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临上飞机前，又去向毛泽东请示，问他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将记录给毛泽东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他一下飞机便直奔中南海的周总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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