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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答，震惊了全场的人。场内鸦雀无声，充满紧张的沉寂。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招呼傅崇碧坐进他的“红旗”轿车。周恩来双臂往怀里一抱，向后一靠，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了。
周恩来亲切地拍着傅崇碧的肩臂，说：“你回答得好呵!”
“老娘不是好惹的”
今日江青，昔日蓝苹。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洋洋得意地让大家传阅一张她三十年代的照片：“你们看，我当年的照片。”
傅崇碧收到上海送来的一包用牛皮纸密封包装的材料，他原封未动地交给了江青。江青看了一眼说：“你这样交给我，很好!”
过了三天，江青把谢富治、傅崇碧叫到钓鱼台，同时也找来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她当着大家面，骄横地说：“今天我请公安部长、卫戍区司令来，还有你们几位小将作证。现在有人要整老娘我的材料，我不怕!老娘可不是好惹的，谁敢惹我，我就干谁!”
过了几天，中国电影协会又送来两大捆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材料。这些用旧红帘布包裹的落满灰尘的材料，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金敬迈。包裹上的灰尘说明，材料谁也没打开过。
傅崇碧将材料从金敬迈手中接过来，又原封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你们都在这里，这包裹的东西谁都没有看。现在，我亲自写封条，把它封起来!”
周恩来当场写了一张长封条，又亲自把封条贴上，即使这样，江青仍不放心，她怀疑金敬迈偷看了材料。当即把他关押起来。
后来，江青通知杨成武、吴法宪、谢富治，由三人监督，把有关她个人丑史的材料，在夜里送进故宫大院，浇上汽油，放火焚烧了。
尽管如此，心怀鬼胎的江青，仍怕傅崇碧透露她的劣迹，于是便同林彪、叶群合谋，对他下毒手了。
傅崇碧被宣布撤职的第三天，江青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新任命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
当时由于傅崇碧被撤职的命令还没有在干部战士中传达，卫戍区传达室的同志说，我们这里只有傅司令，没有温司令，把信退了回去。
江青闻言大怒，为表示她对军队有发言权，要“管一管”军队，显示一下权威，她特地穿上新军装，外披风衣，把头和军帽一起裹在宽大的围巾里，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耸人听闻地说：“傅崇碧不经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击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呢?”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着每个到会的军人。
随后，江青为证明“冲击”钓鱼台不是偶然的事件，颠倒黑白地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以及我们写了一封信，结果出了怪事，傅崇碧派了一个叫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他们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
江青叫嚷：“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都在华北，你华北是坏人当了道……”
1970年12月31日华北会议上，江青把冲击钓鱼台的情节编造得更为离奇。她说：
“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事情，至今还没有查清。”“傅崇碧冲击钓鱼台的时候，他的秘书用皮包打我，要砸断我的脊梁骨，我的腰一直在痛!”
“他秘书的皮包里，装有手枪；他的车子后边，最低限度还藏着一挺机关枪……这是想干什么呢?”
事实是怎样呢?傅崇碧后来对笔者说：
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鲁迅先生的手稿丢失了。
江青得信后，在3月5日夜里，要傅崇碧立即查明鲁迅手稿的去向。
经周总理批准，几位同志审问了戚本禹：并且当面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报告。但是江青不相信报告的事实，要傅崇碧继续派人查找。
3月6日，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政委等同志，连夜对手稿进行了调查，他们很快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来转移到文化部了，而且是江青自己于1967年6、7月间，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一位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收藏鲁迅手稿的四个樟木箱子的。
这位工作人员是成都部队的一位教导员，当时己返回部队，为了查证鲁迅手稿的事，3月7日，派出专机把他从成都接回北京。
3月8日，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四同志，一同到招待所，询问这位工作人员是否从文化部取走了鲁迅手稿。这位工作人员说：“是江青派我和戚本禹同志到文化部取走了鲁迅手稿的。”并且说，他将手稿交给了中央文革的另一位工作人员，那位工作人员已把手稿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同志了。
傅崇碧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她女儿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肖力回答。
傅崇碧在电话上说：“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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