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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紧张得脸都变白了。直到贺龙大步走出，她才松了一口气。
警卫秘书对秘书们发牢骚说：“纯粹是吃饱了肚子撑的，没事找事!”
贺龙的外甥廖汉生是原“二方面军”的老红军，任原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1967年2月8日下午三时，突然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家，连同他老伴扭送卫戍区司令部关押起来。
与此同时，北京军区贴出了由解放军报一位副总编辑和总政文化部长联名写的揭发廖汉生的大字报。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位都不是北京军区的干部，并且对廖汉生一向都很陌生，他们俩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大字报呢?
原来这两位头发已经花白的军人，是在叶群专门指使下写的。叶群把两人召见在林彪的台球室里，要秘书将一大包揭发贺龙的材料交给他俩。叶群说：“这一包材料，就是炮打贺龙的重磅炸弹。首长信任你们，把重担交给你们，回去后，好好看看，归纳一下，明天把烧廖汉生的火点起来。”
两人果然欣然遵命，连夜赶写出大字报，把北京军区的火点燃了。
煽起一场风波
1967年3月，全国解放军几乎全部卷入“三支两军”工作，为交流“支左”的情况与经验，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在汇报会上，听到不少同志建议，希望军委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
当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顺便提了军队干部的建议。毛泽东当场批准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周恩来亲自给林办打电话，要秘书转报给林彪，林彪也表示同意。
叶群借此又煽起一场风波。
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秘书说，她正在钓鱼台11楼和8楼，同江青、康生商量一件事情。她听说，总理向主席建议要开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然后，总理才把这件事报告首长。这样做，就把首长架空了。叶群说：“首长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防部长，军内要召开这样大的会议，为什么不先经首长同意后再找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先报主席，后报首长，那还行吗?所以康老说，此例不可开。我也同意康老的看法。”
叶群要秘书马上报告林彪。叶群回到毛家湾，立即又找到林彪。两人商量后，叶群随即找到康生，两人一同到毛泽东那里告总理一状。
毛泽东没有深究此事，只是说：总理是应当先向林彪同志通通气。
周恩来听到信息，特意写信给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和林彪的批评。周恩来说明当时的客观原因，开会的事是在向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出来的，当时林彪已休息，不便打扰，但作为他是不可原谅的。周恩来在信中保证“今后决不重犯”。
林彪听秘书念了周恩来的检讨信，当即口授了一封复信。大意是：“看到你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应当向你的谦虚精神学习……”
林彪还告诉秘书：“叫叶群再看一看!”
叶群看了林彪口授的信稿，立时火冒三丈：“开玩笑!写什么信?最多打个电话应付了事，为什么给人家留下文字根据呢?”
“千年文字会说话。”在叶群的执意坚持下，林彪同意将信作废，改由叶群给周恩来打个电话，表示一下安慰。
秘书们告诉笔者，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夫人专政”的深刻影响。作为国防部长、副统帅林彪，能指挥千军万马，但在家里他却受老婆的指挥。“9·13”林彪可耻的叛逃，叶群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第一个战斗号令”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为缓和边境局势，中苏两国政府商定，要在北京开始举行两国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的谈判。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1969年10月，党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形势，怀疑苏联政府可能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加强全国战备工作，“以防患于未然”。毛主席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号召全国“准备打仗”。
林彪提出“战备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检查一切”。
10月1日国庆节前夕，林彪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到毛家湾来。林彪说：“今天谈一下战备问题，这个
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明天是国庆节，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也是星期日，人们在欢庆节日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苏联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几百公里，飞机用几十分钟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
林彪当即做出具体布置，要北京附近机场的飞机，除了作战值班外，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机场上，要设立障碍，防止敌空军空降……林彪说：“关键是十月一、二、三日。一日又是关键的关键，只要这关键的几天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当天夜里，北京空军的飞机全部开始转场飞行，轰隆隆的飞机声，震响着机场的夜空。好像战争明天就要打响了一样，林彪和他身边的人都没有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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