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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后，他指使机关造反派把他的话刊登小报，流毒全国，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公安部，谢富治一伙人制造了“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团”和“窃听器”、“里通苏修，通敌叛国”、“包庇刘少奇”等冤案。将公安部225名干部、职工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把47位副部长、局长、处长逮捕入狱，把副部长徐子荣迫害致死。
谢富治等在1968年1月逮捕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的报告中写道：“最近我们发现，凌云伙同徐子荣布置反革命分子王鉴，对我们伟大领袖最好的学生江青同志进行秘密侦察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布置王鉴在上海、北京秘密搜集江青同志的材料，调查江青同志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检查江青同志的信件，并对江青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真是罪该万死。”
谢富治为此逮捕了公安部及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和办案人员30多人。
公安部“18号”案，原是一起匿名信案的保密代号。但是江青却硬说这个代号是立她的专案，大发脾气，扬言要“算账”。
1968年4月2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姚文元，急急忙忙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专案人员。会上，康生说：“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要用脑子思考问题，脑子里要有敌情观念，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陈伯达说：“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18号’案是整江青同志的。”
江青说：“所谓‘18号’案，是整我的，怎么还用18号?你们是在公开地合法地在为我立案。要立就立吧，我不怕!”
为审讯这个案子，他们在北京制造了“以冯基平(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邢相生(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案，有72位公安干部被捕入狱，1600人受到迫害。
在上海，他们制造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集团”等冤案。在这些冤案中，有2890名干警受迫害，78名干警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
在浙江，大批公检法干部受到迫害。1968年4月，江青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说：“浙江省公安厅……我走每一步，他们都有监视，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还坏，法西斯!”她要浙江造反派“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公检法”!
对“砸烂公检法”，毛泽东1968年7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这样说：“第一个提出砸烂公检法的是谢富治。他领导的公安部三千多人，现在剩下80人。北京公安局有两万多人(包括民警)，弄出900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占5％，因此，他们提出要砸烂，我说，好!”
被砸烂的公安部，一下被轰走几千多人，作为精简对象，分配到104个农场监督劳动。
他们还大办所谓“干部子女学习班”，对局、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65名子女，加上“企图外逃投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
被砸烂的北京市公安局，一下子轰走900人，送到良乡劳改农场。对待这些干部如同对待犯人一样，在他们周围架起铁丝网，架起机关枪……
在砸烂公检法的同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康生等，疯狂推行什么“群众专政”、“群众审判”、“民办劳改”，任意抓人、关人、打人、杀人，私设公堂和监狱，搞法西斯的刑讯逼供，在全国煽动“打砸抢”之风。
“红都女皇”
在外事活动中，江青也是“无法无天”。
“九大”以后，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的江青，总是伺机表现自己，争取能出风头、在国际舞台上扬名的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兴起访华热，许多美国朋友都想来中国看一看。其中一位34岁的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维特克，希望专门了解有关现代中国妇女的革命史料。
7月19日，维特克参加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来到中国，受到热情接待。
在烈日炎炎、挥汗如雨的日子里，她游览了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特别使她难忘的是会见了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接着她又提出想要访问江青，这个在当时最有权势最有地位的女人!
周恩来看了要求江青接见的呈件以后，在呈文上批道：“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把接见外宾看作是她在国际上露脸的好机会。外交部闻讯以后，立刻做好江青会见维特克女士的准备。
8月17日下午三时，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她上身穿件尼龙短衫，下身穿西式纱裙，足蹬白色凉鞋，手挎白色提包，手摇一把檀木扇。她嫌檀香木还不够香气袭人，又在扇柄上拴了一串茉莉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今天又特地搽了许多头油，越发显得闪光了。
江青双手握着维特克的手，赞美地说：“你真年轻、真漂亮。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会说我骄傲啦。……你看，我是为了你才留下了的，专机等着我哩，要到南方去休养。但为了你，我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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