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零


    四川、辽宁、陕西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发来了声援电。
   
    武汉大街上出现了许多醒目的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王力说,当时毛主席对“7·20事件”,先是很恼火,加上林彪、江青的煽动,说了一些气话。后来冷静下来,才做出接近实际的论断。毛泽东说:他们是想以王力做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这就是说,“7·20事件”,一不是反革命叛乱,二不是“兵谏”,三不是毛泽东住到“贼窝”里去了。
   
    武汉“7·20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爆发的一次对极左路线的群众性的抵制和抗争。如果说“二月逆流”是中央政治局内部高层领导人对极左路线的批评,那么到了七月的武汉事件,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已演变成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了。
   
    林彪“大做文章”
    武汉军民本想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方针处理武汉问题。然而林彪、江青却利用这一事件,在所谓“兵变”上“大做文章”。
    7月19日,北京得悉武汉的消息。这天黄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打电话给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受临时紧急任务。
   
    邱会作准时来到浙江厅。只见林彪、江青、叶群三人坐在沙发上,气氛严肃而紧张。
   
    林彪板着苍白的脸孔,一声不吭。看到邱会作进屋,林彪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江青憋着一肚子火。一见邱会作到来,她便开口说:“你来得正好,毛主席在武汉,现在那里形势很紧张。派你去给主席送封信,还要带几个医务人员。”
   
    江青停一停,又嘱托说:“你乘专机去,到了武汉以后,能乘汽车更好,若不能乘车,你就步行进武汉。”
   
    江青当即把准备好的一个大白色信封,交给邱会作。邱会作离开大会堂,直奔西郊机场,于20日凌晨飞达武汉王家墩机场。
   
    邱会作到机场不久,毛泽东由杨成武、汪东兴等陪同,乘专列也到了机场。
   
    邱会作在火车上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江青的信,淡淡地说:“待会儿,给他们回几个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上了飞机。邱会作赶到机场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当着杨成武的面,对邱会作说:“不写信了,也没有什么话交待,你回北京吧!”
   
    21日凌晨二时,飞往上海的毛泽东的专机起飞了。
   
    听到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深为武汉事态担忧的周恩来,决定第二次返回武汉。他要亲自了解情况,处理武汉问题。
   
    周恩来的专机,于7月20日下午3点50分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周恩来。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而降落到距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催武汉军区领导同志,赶快把王力找回来。
   
    22日凌晨三点多钟,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从小洪山的玉米地里接走王力,由武汉空军驻地转移到山坡机场。
   
    这天,按照精心安排,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比周恩来的专机先起飞,于22日下午飞离武汉。
   
    为使周恩来的专机能提前到达北京,参加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的仪式,谢富治、王力的专机特地在远郊上空,多绕了几圈,晚了半小时,等待周恩来的专机先降落。
   
    下午4时50分,谢富治、王力的专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向王力致敬”的口号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迎上前去,同谢富治、王力热烈握手、拥抱。
   
    “惩一儆百”
   
    7月22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由谢富治汇报“7·20事件”情况。
   
    会议讨论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诬蔑武汉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并决定:
   
    一、发一个中央告武汉人民书;
   
    二、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到北京处理;
   
    三、在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散会以后,林彪在夜里又给戚本禹打电话,指示处理武汉事件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
   
    林彪指示戚本禹,起草向武汉、郑州地区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并且指示:“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毛主席。”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
   
    7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林彪讲话说:“凶手一定要捉起来,要公审,此风不可长,惩一儆百。”又说:“要把武汉放在被动的地位,不要让他们过早争取主动,让他挨一顿骂。”
   
    会议提出了出席7月25日首都百万人大会的名单。在会上,江青和康生坚决主张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坚决不让叶剑英、徐向前出席大会。
    会议结束后,中央文革小组把研究要点书面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并且提出他本人要出席欢迎大会。他还要康生给上海打电话请示毛泽东。
    25日下午三点,林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由秘书、警卫搀扶着,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现在他们给我们出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造反组织头头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林彪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找到王力,问:“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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