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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理人夏曦，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把许多革命同志当作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跟随贺龙在湘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从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营长、连排干部，都被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杀掉了。有的连队前后十多个连长被杀了，洪湖的区县干部几乎被杀完了。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军长段德昌等也遭到了夏曦的枪杀。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王尚荣、黄新廷、杨秀山等，都已被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
据杨秀山同志回忆：夏曦在四次肃反、一次清党中，最后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实行“重新登记”时，党员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四个人。
夏曦怀疑一切，甚至连贺龙也怀疑起来，企图加害于他，要他写申明书。
夏曦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
贺龙气愤地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
夏曦说：“没有。”
贺龙说：“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行军至竹林关，夏曦竟然把贺龙警卫员的枪给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
说着，贺龙把身上的一支勃朗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我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说：“胡子，不要生气嘛!”
贺龙说：“生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
当时，红三军中连以上干部有90％以上，地方党政干部有80％以上，都被打成所谓国民党的“改组派”。
贺龙痛心地说：“这时候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空前削弱。其实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曦、关向应和我么!”
贺龙同薛明谈起这些惨痛的教训，心情十分激动：“多少好同志啊，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
如今，看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被迫害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要不得呀!一定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薛明说，贺老总经过一个多月的回忆，在她的帮助下，终于写出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报告》。这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报告，通过贺龙亲身的经历，总结了历史悲剧的教训，提醒人们警惕和避免重演血腥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这个历史的悲剧正以“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泛滥成灾了!
“冤枉、冤枉、我冤枉!”
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他诬陷说：“搞名堂的彭德怀、贺龙，一是地痞，一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他同罗(瑞卿)邓(小平)彭(德怀)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
这一年夏天，林彪的黑手逐渐控制了贺龙在西山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薛明说，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老总和她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贺龙只好戴上老花镜去挑拣。没烟吸了，买来旱烟叶，用手搓碎了，再用纸条卷起来抽。没有了旱烟，就把抽剩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起抽……
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五天断绝了水的供应，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迫使两位老人每逢下雨，就用水盆、水杯接雨水使用。一天，贺龙为端一盆雨水，上台阶摔倒，扭伤了腰，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连喝的水都没有，更说不上梳洗了。由于长期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薛明的耳朵边上竟结了一层网。
为了给贺龙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成立了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组长的贺龙专案审查组，开始了对贺龙更加疯狂的迫害。
1968年5月16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民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在京的全体人员，他诽谤说：“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他要专案组在审案时要“由此及彼，由贺龙历史上搞叛变投敌，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也由此及彼，联想到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
康生凭着这种主观的推测、臆断，要专案组在9月18日写信给贺龙，要他“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问他：“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完信，气愤地把信往桌上一摔，高声怒吼起来：“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这个时期，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在“内部肃反”和敌人围剿下，不仅丧失了根据地，红军也由25000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红军处境十分困难。这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重兵围攻，一面又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来联络，然后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带着二十多名随从，坐着轿子来到红四军。
贺龙遵照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为了摸清敌人破坏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在湘西龙岩县茨岩塘休息三天。在这期间，贺龙同熊贡卿进行了接触。他通过机智的谈话，得知敌人已派了四个人，到四方面军进行收买瓦解工作。探知情报的工作完成了，于是，他在翌日凌晨，下令警卫班逮捕了睡梦中的熊贡卿。
行至茨萍到桑植的一个山崖口，待部队集中起来后，贺龙迎着凛冽的山风，站在岩石上向部队讲话。他激情而又洪亮地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决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贺龙随即下令枪毙熊贡卿。他大义凛然的讲话，果断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红军，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这件事，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写了报告。笔者1979年10月在中央档案馆成立20周年的纪念陈列室里，看到了当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这份当年4月18日才收到的致中央的报告里，其中对蒋介石派熊贡卿游说，被贺龙首先发觉，最后举行群众审判处决一事，有明确记载。
在报告后面签名的是湘鄂西分局负责人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同志。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贺龙专案组在审查这个问题时，曾于1969年1月22日将湘鄂西分局的报告，从中央档案馆做了复制取走。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将查到的这个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甚至将敌伪报刊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蔑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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