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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指点说：“图书馆、档案馆。”并当场在一张纸上写道：“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历史资料，望给予支持!”下边落款“康生，8月18日。”
在康生的指使下，南开大学和其他大学的红卫兵，蜂拥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在堆满灰尘的旧报纸堆里，寻找变节自首声明。
早在1943年，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薄一波，曾经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他本人和其他同志出狱的经过。当时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对此，参加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康生也十分清楚。他还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营救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做得对，做得好。
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康生汇报反特斗争问题。康生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朱德、彭德怀、彭真、高岗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4年，康生在中央党校一部作报告时说：“我党中央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阎锡山乘机把他们找去，为他所用。薄一波同志正是利用敌人的这一错觉，开展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文革”一开始，康生却出尔反尔。1966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在康生授意下，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成“抓叛徒战斗队”到了西安，一连数日团团围住中央西北局办公大楼，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是“大叛徒”。
为澄清这一历史问题，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致西北局的信。信中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批复中又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康生公然抗拒中央的电报指示，积极支持鼓励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揪“61人叛徒集团”。他对中央组织部的群众说：“南开‘8·18’、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个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康生并且批准南开红卫兵以“中央特许”的“中央专案组”名义，到一些重要城市查阅机密档案；对要审查的对象，任意抄家、抓人。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的一些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1967年3月16日，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并在这份材料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认为“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这个批示，从根本上推翻了过去历史上的正确结论，把是非颠倒了。而1937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却始终坚持说“出狱”是经他批准的。康生要人传话对他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出路!”
张闻天拒绝他们的要求，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回来后他告诉夫人刘英：“我可能被逮捕。”1969年5月16日，夫妇两个人被隔离监护，一次一次的受审，连续被囚禁523天之久，1976年7月1日张闻天身亡。
在“抓叛徒”的妖风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同志，1967年元旦清晨，在广州疗养地被红卫兵揪走。他被扣上各种帽子，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每天轮番受到狂暴的批斗和专案组的严刑逼供。有时几天几夜不许睡觉，每顿饭只给一个小窝窝头。他颤抖的手，拿不稳筷子，饭粒送不进嘴里，掉在地上，又一粒粒拣起来吃。他面对拷打、伤痛和疾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无休止的磨难，决心顽强地活下去，为受冤的同志申冤。他在多次给中央写的材料中都明确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的忠诚。”经历了10年监禁，直至1975年2月9日，他才得到了自由。
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经受的批斗次数，可能创造了“文革”中的最高纪录。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他就被批斗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三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十万人。在游斗他的大卡车上，他双手被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一块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终年不息地轮番批斗在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他的夫人受到株连，遭受拷打，被迫害致死。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长达21年之久的安子文，1925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6年，他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任务。这12年当中，他曾四次被捕，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和监狱斗争中，锻炼成为有胆有识的成熟的革命家。
1936年秋出狱以后，安子文同志参加了北平市委的领导工作。为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成果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以后，安子文参加了晋冀豫、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8年1月2日，安子文同志再次被捕入狱，长期监禁达十年之久。他在残酷迫害之下，忠贞不屈。康生派人拿着“给你立头功”、“给你当中央委员”的诱饵，妄图逼迫安子文写假证明。安子文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宁肯自己坐牢、受拷打，始终不做欺骗党的事，表现了对党对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
在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的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被轮番批斗。造反派强迫他站在桌子上，连续三昼夜不准下来，也不给水喝。游斗时，有时把铁丝拴在他的脖子上，前面的人使劲拉拽，后面的人脚踢拳打。在七年的监狱生活里，受尽折磨凌辱。—次得病，体温高达42度，得不到治疗。他病危时，想见儿子一面，竟也遭到拒绝。他在临终前的遗言中写道：“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你不要想我了。想我的时候，唱唱《五月的鲜花》吧!”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顽强的抗战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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