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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要打出一个党来”
“全国一片红”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社论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并没有掩盖“左”倾错误带来伪灾难。在“全面夺权”、“打倒一切”的方针下，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大批高级领导干部被打倒了。
据198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的控告，在193名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就有88人。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制造冤案，破坏民族团结，有34．6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的84000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2955人被迫害致死。
这些血淋淋的冤案，全被蒙上“全国一片红”的彩带!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成员谈召开“九大”和整党问题。
毛泽东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农民、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党里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
“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思想反映。他在这次讲话中说：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的解决。
为准备召开“九大”，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是一次极不正常的违反党规党法的会议。因为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70％以上都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了。第八届97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临时从中央候补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勉强过了半数。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员竟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主持会议时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徐向前元帅告笔者说，会议一开始就充满政治恐怖的高压紧张气氛。对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一个组里，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开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徐向前只冷静地回答一句话：“总要事实求是嘛!”
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二走资派翻案。”
被当作“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同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会议还对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进行了批判。
谢富治诬蔑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吴法宪公然当着朱德的面诬蔑说：“你当了一辈子的总司令，实际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
林彪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说：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他在叙述历史上三次文化大革命之后说：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会议通过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把持下写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根据他们制造的伪证，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在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里，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即达2．6万件，受灾祸的达2．8万多人。至于由冤案在不同范围内遭受批判斗争的人，更是难以计数了!
错误的“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江青等人把他们的帮派体系的人大量塞进“九大”，其中个别甚至连党员都不是的也参加了“九大”。
对这次有1512名代表出席的大会，当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为了解林彪在“九大”前后的情况，笔者在1980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对林彪的四位秘书连续进行了七天采访。几位同志是应“两案”特别法庭的通知，从四川、河北、辽宁、山东等地来京，为法庭提供证言的。他们在“文革”前后，都长期在林彪办公室工作，对林彪、叶群的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了如指掌。
秘书们告笔者，林彪“九大”报告，来源有三个版本。最早是林彪要秘书们为他“拉条子”，起草讲话稿。后来，改由陈伯达执笔起草报告，只写了三个章节，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他鼓吹唯生产力论，否定了。
毛泽东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成立“九大”报告起草小组，他们写出报告初稿，尽管陈伯达有不同意见，最终还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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