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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省惠安县岭头村人。他曾祖父是清朝举人，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私塾先生。陈伯达自己说，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穷秀才之家”。陈伯达在三兄妹之中，是唯一的读书人，排行第二。陈伯达本名叫陈声训，伯达是1934年采用的笔名，一直沿用了下来。
陈伯达1925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到莫斯科留学。1931年4月8日在天津被捕，同年9月转入北京草岚子监狱。1932年2月写了悔过书，向敌人办了手续。出狱后于1934年恢复党的关系。1935年，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林枫为秘书长时，陈伯达为北方局宣传部长。在党内同李葆华、柯庆施等领导了北京“一二·九”运动。
1937年初，陈伯达一度被任命为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参与主持北平市委的工作。
1937年7月，陈伯达携带妻子到了延安，在党中央机关作研究工作，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等职。曾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著作，是党内著名的“秀才”之一。1945年“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以后，中央部分机关转移到黄河以东。他和康生在山西省晋西北一带进行土地改革的试验，提出许多左的错误口号，“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做法扩大到不少地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
1956年9月，陈伯达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8年，陈伯达主张人民公社要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一年，陈伯达担任新创刊的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政治局委员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一块，奉毛泽东之命到“两年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去考察。因为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经济”，主张“取消货币”，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1967年初，政治局常委陶铸被打倒，陈伯达成了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响当当的“理论家”。
“死都死在一起”
“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读了毛泽东的1971年3月15日批语，当着女儿的面，冷笑地说：“读马列的书，是为了整军队老干部，整大老粗。”接着又说：“现在不让说天才，实际上就是有天才。我自己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脑袋生的好。这是爹妈生的，也没办法。人与人不一样，就在这上边。”
1971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派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副总参谋长张才干参加被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进行“掺沙子。”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
住在苏州别墅里的叶群，4月13日打电话给吴法宪，向他交底：“林彪让我转告你，他说，他是愿意同黄、吴、李、邱死都死在一起的。林彪还说，你吴法宪在会上把林彪捅出来，我相信你还不敢，但搞得不好，口不紧，把我(叶群)捅出来，是完全可能的。”
叶群接着又说：“你要知道，我和林彪是分不开的。我在庐山就告诉你，大锅有饭，小锅好办，你要记住这句话!”
叶群再三叮咛，要黄、李、邱三人帮助吴法宪“把关”。
吴法宪表示：“请你们放心!”
“四员大将”立即开会，最后共同议论了几条对策：一、四个人都不要到京西宾馆，都不去见省(市)各军的人，避免说去搞活动；二、在批陈会上，不早到，不晚退，多听少说，带着一双耳朵，一包香烟，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抽烟，喝茶，做记录；三、把人家提出来的问题，记下来，不要有问必答。想好以后，写稿子，照着念，以免说漏嘴；四、会上情况，要随时相互通气。
汇报会开始以后，会上，有两个同志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串连的情况。林彪、叶群一听说，在苏州再也呆不住了。
4月19日，两人特地从苏州飞回北京，目的是“回来坐镇北京，必要时再说话”。
林彪心里很清楚，“批陈整风”中的“批陈”，实质上就是批林彪。所以，他做贼心虚，特别害怕。
4月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也在会上做了检讨。李作鹏惊恐地说：“这一下全捆在一起了。越检讨，捆得越紧，越被动。”
一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到自己的住地开会。
毛泽东对吴法宪说：你吴法宪，从前多次要找我谈话，我不愿意，今天一块谈。你们三个人的检讨写得很好。你要再写个检讨，要叶群也再写个检讨。
谈到错误，毛泽东批评说：你们主要没有调查研究，三个副词是我抠了的。
康生接过去，又重复了一句：主席讲了嘛，你们主要是没有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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