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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注：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认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一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好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动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指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
“三国四方会议”
1971年3月31日深夜，一架军用飞机在上海市郊军用机场降落了。一个身材矮小、伪装重病的人，脸上戴着大口罩，被人扶下飞机，抬上担架，被汽车送进上海岳阳路的一个招待所里。这个人就是被周恩来斥之为“蒋干式”人物的江腾蛟。
江腾蛟是个奸谋多诈的人。1964年，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搞“四清”运动时，当时他在上海空军当政委。他经常看望吴法宪，利用送礼勾搭上叶群。“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把儿子、女儿送到上海、杭州，托江腾蛟照顾。
叶群对江腾蛟说：“林彪同志就这两个孩子，像他的眼珠子一样，把他们托给你，有你照顾，我们就放心了。”
江腾蛟含着眼泪说：“请放心，有我江腾蛟在，就有他两人在。”
从这时起，江腾蛟就加入林彪的“舰队”了，很快由上海空军政委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接着，林彪、吴法宪又要提拔江腾蛟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后，批示“此人不能重用”。
1969年10月，林彪背着党中央，把当时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江腾蛟，委派为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林彪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这个人要用，不但要用，而且还要重用。像江腾蛟这样的好干部要是不用的话，就再没有可用的了。”
江腾蛟说：“首长和副部长救了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死，也要跟着林副主席干。”
3月31日夜九时，来自浙江杭州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平，同来自北京的江腾蛟都到齐了。
主持会议的林立果，摆着“司令官”的架势说：现在的情况是，军队受压，军委办事组受压，他妈的，我们也是到处受压，周副司令在南京受压，南京军区还要抓江政委、陈政委的“5·16”，看样子，他们不抓出点名堂来不放心。
林立果又说：“现在从表面上看很平静，实际上是平静中潜伏着险情。人家的力量组织得很快，这是决战前的寂静，我们可不能像关云长那样，大意失荆州呵!”
林立果还说：“当前的斗争，是接班人之争。斗争的重点在上海。双方都在准备力量。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要临危不惧，不能等着挨打卜要做最坏的准备，要防止对方搞突然袭击，打我们的闷棍，这是对方惯用的手法，有好多人都坏在这上头了。”
接着，林立果宣布：“今天，我们开的是‘三国四方会议’，上海以王政委为头，杭州以陈政委为头，南京以周副司令为头，还有江政委，他是你们的老政委，由他负责拉总，有什么事情可以请示他。”
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参谋，我们都听林副部长的指挥。”
林立果马上说：“你们几个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首长说过，现在谁也不能拆台，大家是同舟共济，命运把大家拴在一起了。”
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纷纷表态。
4月1日凌晨四点多，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收场了。他们来到楼下的餐厅里，在一阵阵碰杯声中，相互祝贺胜利。会后，“联合舰队”更加疯狂地进行着各种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加紧修建秘密据点；
他们加紧“教导队”的武装训练，配备了车辆和武器；
他们在北京、北戴河进行穿梭飞行；周宇驰进行直升飞机训练之后，8月8日，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进行加强训练。
就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主席开始巡视南方了。
“庐山这件事没完……”
1971年8月15日，一列深绿色的专车，驰过绿波荡荡的原野，从北向南奔驰……
毛泽东乘坐专列，冒着炎夏酷热，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开始了对南方的巡视。从8月16日至9月12日，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召见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分别就庐山会议后的形势，同“各路诸侯”进行了多次谈话。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同行的汪东兴谈话。华国锋专程从北京到达武汉后，先向毛主席汇报了几句工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摆了摆手，用手拍着自己的额头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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