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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云笼罩着周恩来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得到的权势，借用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据1980年5月31日王洪文交待，1974年元旦过后，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毛主席提了几次批林批孔，总理不布置。”江青当场诬蔑总理说：“总理，你也有孔老二思想。”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日理万机。他既要对内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又要花很大力量处理对外事务工作。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审时度势，大力促进国际形势的新变化，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缓和；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外，并同许多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推动了世界和平的发展。
对这些震撼世界的外交成就，江青虽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宏伟业绩，但她总是伺机挑唆，对周恩来进行迫害。
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问北京。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就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令人迷惑的现象是中国报界正在开展的‘批孔运动’，各种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运动是指向周恩来的。”在基辛格看来，“阴影笼罩着周恩来”，“这个人坐在火山口上”。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翻译王海容、唐闻生从机场送走基辛格以后，两人径直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这时，有人间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昨天晚上周恩来来过没有?打过电话没有?当她得知周恩来事先没有向毛泽东报告会谈的具体内容时，她就边走边说，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对会谈中的一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美国会谈中有错误，是“温和派”。指示政治局应该批评总理。
江青四出活动，分别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成立了所谓“帮助总理小组”。
江青恶毒地把这次“帮助”，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时，年高76岁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五年。他忍着病痛的折磨，仍日夜不息地坚持工作。为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顾全大局，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经历着多么大的痛苦!
这时，“四人帮”控制的报刊，采取影射的写法，指桑骂槐，万炮齐发。
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的文章中，假借描写孔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影射攻击周恩来。
《北京日报》刊登《从〈乡党〉看孔老二》一文，描写孔子“端起胳膊”，“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对江青来说，是想通过“批周”，将周恩来一棍子打倒，实现她夺权当“女皇”的美梦。
但在毛泽东看来，“批周”这只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赞同“批林批孔”，但不赞成公开“批周”。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这株大树不能倒。如果“批周”，周批倒了，谁来帮助他支撑国家的大局呢?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以后，他同担任翻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谈起对周恩来的批评会议，说：“这次会开的很好。缺点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指江青)。一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也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对他批评不得。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在这次会上，外交部长乔冠华也对周恩来进行了不公正的批评。对此，他感到内疚。后来，乔冠华利用一次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病重的周恩来表示认错，请他原谅。周恩来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
江青集团反对周恩来由来已久。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会上讲话时曾这样分析说：
“江青集团反周恩来总理的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8月至1967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此发了脾气，说，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才把反周的气焰压下去了。但暗地里仍有一股反周暗流。林彪自我爆炸，这股暗流又起来了。1973年至1974年批林批孔，又是一个反周高潮，这是第二个反周恩来高潮，第三次，是1976年总理病重以后直到逝世……”
这次是第二个反周高潮，配合社会上发动的“反复辟回潮”、“反潮流”，又一次掀起动荡，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一度恢复和发展。
“反复辟回潮”
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发动“批林批孔”的同时，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联系实际，在一些教育单位树立典型，进行“反复辟回潮”。
1974年1月，迟群一伙打着所谓“反复辟回潮”的旗号，在清华大学用三个月时间，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给400多个被批判的教职工扣上“反对教育革命”、“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帽子。
针对国务院关于提高教学质量、高等院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试的规定，在辽宁的毛远新竟诬蔑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他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进行批判和反击。
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考区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在答物理试卷时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信乞求上大学：“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报纸发表时把这话删掉了。)7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示，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
接着，《人民日报》又于8月10日予以转载。一时间，全国报刊大肆宣传这位“白卷英雄”的“反潮流精神”，对教育工作和招生考试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
《红旗》杂志、《教育革命通讯》也都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不仅进了大学，入了党，还当上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了“闹而优则士”的典型。全国刮起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张铁生到处发表讲演。他在山西太原等地公然叫嚣，要“回击回潮风，今天呀，我们要做一把钢刀，直刺教育部”。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且配合了近千字的按语：
“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人民日报》于28日全文转载了来信，并配发了一则新闻。几天时间内，一个小学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
江青一伙利用这个小学生对老师的看法和意见，煽动师生对立，批判教师，破坏学校秩序，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1974年1月，江青一伙制造了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该校一个女生因外语成绩不好受到批评，投河自杀。当地对此事已经做了认真处理。可是江青却借此大做文章说：“我向你们控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我派人去调查了，硬活活地逼死了!”王洪文说，“这是搞法西斯专政”，“这样的教师我主张判重刑”。接着在全国大抓“马振扶事件”式人物，仅在河南就制造150起迫害学校教师的冤案。
他们还在文艺界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进行批判。硬说《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招魂”，是“反共黑线回潮”；把歌颂教育工作者的《园丁之歌》，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再一次对文艺工作者进行迫害。
在“反复辟回潮”的浪潮里。1974年12月下旬，国务院科教组、农业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这次会议，大力鼓吹坚持农村办学、分散办学，“三上三下”，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经验。会议提出：农业大学必须搬到农村去办，实行“社来社去”；“学大寨”应是农业大学学生的必修课、基本课；工业大学要把“学大庆”作为基本课；“要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远新提出：朝农的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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