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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海容、唐闻生后来的证言，外交部于1974年3月22日送去请示报告，周总理3月24日批示，同意邓小平去；同一天，毛泽东也批示同意邓小平去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
但在24日晚上，拼命阻拦邓小平出席联大的江青，却把王海容、唐闻生俩人找到钓鱼台，蛮横地强令王海容、唐闻生撤回外交部给中央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向她解释说，第三世界国家特别重视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许多国家元首出席，我们宜派副总理去。王海容、唐闻生并且说，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圈阅批准了，怎么能随便改变呢?
可是江青仍不死心。3月25日夜间，江青连续给王海容、唐闻生打来四次电话，继续纠缠逼迫她俩要撤回外交部伪报告，王、唐十分厌恶江青的泼妇劲头，理直气壮地把她顶回去了，说：主席已经批了，你还要撤什么呢?
3月26日，政治局开会。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在另一小房间，像解释又像表功似的，对她俩说：“主席从来是允许我保留个人意见的，主席原来不同意批彭真、吴晗，但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就组织人批判评海瑞罢官文章，这样才开始点燃了文化大革命啊!”
邓小平在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4月4日，毛泽东批示：“好，赞同。”
邓小平4月10日在联大的发言，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原则和立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当邓小平说到“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对邓小平提出的国内工作意见以及采取的措施，毛泽东都欣然同意，并说：“这样办好，由你定。”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支持、鼓励，使江青一伙感到威胁和压力。周恩来、邓小平成了他们“组阁”夺权的不可跨越的障碍。为加快“组阁”夺权的步伐，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她指使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大肆鼓吹历史上的吕后、武则天，大造反革命舆论。
1974年6月11日、14日，江青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两校大批判组”、中央党校写作组成员，宣称：“儒法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问题。”
江青吹捧武则天说：“武则天是个法家，这个人了不起，她是搞男女平等的。”“武则天做皇帝，全国几十万人上书拥护她”。
6月19日，江青亲自带着她的一伙人，到天津召开了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她在会上大讲：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主义的。她标榜自己是法家的“女中豪杰”，无耻地为自己的丑恶行为辩护，公然大讲“女人……可以有‘面首’，……‘面首’就是除了自己的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6月23日，江青窜到河北省宝坻县小靳庄，吹嘘“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同志们问好”……随后，她借打乒乓球的机会，故意说：“周总理是我手下的败将。”
她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鼓吹“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梦想当“女皇”。
江青还在天津大力推广所谓“江青裙”。她要服装设计人员按唐、宋、元服特点，制作“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要裙子下摆一寸一褶，褶褶都绣有梅花。她还计划给妇女设计什么“国服”，制作“开襟领连衣裙”，给她登上“女皇”宝座做准备。
江青的丑行，引起毛泽东的警惕。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你也是难改呢。”
毛泽东批评江青一伙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风庆轮”事件
1974年10月18日9时左右，一架银白色的专机，从北京起飞了。
坐在这架飞机里的，是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他背着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偷偷地从北京起飞，赶在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向正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
江青一伙的诬告，要从他们炮制的一出反革命闹剧——“风庆轮”事件说起。
1974年5月9日，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启程，经过大风大浪的好望角，驶往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往返航程3．2万海里，历时150天，在9月30日，国庆前夕返回上海了。
1974年8月13日，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说：“风庆轮回来要好好宣传一下。不能只一条消息。这是路线问题。这条船即使在海上沉了，也是很大的成绩。这次要好好批评洋奴哲学。”
9月29日，“风庆轮”一到吴淞口，市委书记徐景贤第一个登上轮船迎接。
从10月到11月，《文汇报》发表了44篇文章和报道，其中有九个整版；《解放日报》发表了20个整版，有66篇文章、通讯、评论，借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疯狂攻击国务院领导同志。
连日，上海等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大量文章、新闻、通讯，大吹大擂风庆轮的业绩。邓小平一眼看穿江青一伙的借机哗众取宠的诡计。他气愤地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航行途中，“风庆轮”曾发生一次故障。交通部派往船上的副政委李国堂，是位有着20年远洋经验的老同志。他认为应该把“情况”立即向国内报告，这本是正常的航行规则。可是有人却诬陷他是“要电报员发出呼救”，胡说什么“这是向全世界宣布风庆轮不行了”。李国堂因反对这种说法，被说成是唱“对台戏”。在船上，因为他和顾文广抵制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因而受到迫害，被诬陷为“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返航上海后，李国堂、顾文广遭到批斗，被定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10月13日，新华社对“风庆轮”航行中的情况，写了一篇内部情况登在《国内动态清样》。
10月14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不问青红皂白，马上大笔一挥，气势汹汹地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号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
江青胡乱编造的大帽子，立即得到王洪文的支持。他随手在传阅件上下达命令：“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批判。”
同一天，张春桥也恶狠狠地批示：“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姚文元也紧跟批示：“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媚外思想是由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
长于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紧跟在“四人帮”的后边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周恩来对他们五个人的批示未表态。只是圈了个圈，批示：“已阅。”
江青一伙人，为什么要对一个普通的革命干部大动干戈，进行围剿，扣上各种大帽子呢?他们是要借着这颗炮弹，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在四届人大前夕，实现由江青“组阁”的目的。
江青的阴谋早为邓小平识破。当他们的批示传到邓小平的手里时，他只轻轻地划了一个圈，即不批示也不表态，惹得江青火冒三丈。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借机发难挑起争端，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气势汹汹质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邓小平严正地说：“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
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当场批驳江青：“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邓小平愤然走出了会场。
政治局会议无法继续下去，不欢而散。这时，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江青一听，神经质地说：“政治局不务虚，又不向主席报告。今天这个问题要辩论清楚。邓小平同志这样说，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几个要马上碰碰头，得想个法子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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