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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批示里严正批评江青等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他明确提出建议，“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揭露他们想利用“反对经验主义”这个口号，重新把四届八大确定下来的国务院领导体制搞臭，让开始稳定的局势重新大乱起来。
叶剑英激动地说：“现在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把“经验主义”当作主要危险，严重阻碍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贯彻。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
1975年5月3日，近83岁高龄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参加了。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了。
毛泽东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周恩来消瘦的脸容上，漾起了微笑。他深情地望着毛泽东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主席关切地问：“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开了三次刀，消化还可以。”
然后，毛泽东逐个同政治局委员握手，风趣地谈话。
在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上，他再次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之后说：“我说的是安定团结，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又要批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毛泽东边说，边打手势)。”
毛泽东自我批评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我放过了。”
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再次警告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针对“四人帮”提出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说不上……”
毛泽东谈话中再次提到，“三箭齐发”。他批评在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在场的邓小平说：“当时我们只见过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未作一句检查。毛泽东神色严峻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后，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同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表态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一个翻来覆去的手势，警告说：“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谈话中触及的“反经验主义”问题，是1975年在开展全面整顿的同时，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提出来的。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转述了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他长期以来左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他提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不翻案，为左倾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里，寻找“理论根据”，从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进行辩护。他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些必不可少的、有益的东西，错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并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遵照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经过同周恩来商量，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开会，讨论如何贯彻5月3日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发言就江青等人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题，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5月27日的会议上，邓小平神态严肃而郑重地说：5月3日主席在政治局的讲话，提到了党内生活的很多原则，这是告诫政治局这个党的核心机构的。这对于我们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这样，才能给全党做出榜样。
邓小平尖锐地批评江青一伙的错误，说(去年的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说成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意思，后来由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提出要批走后门，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却又提出主要危险来自经验主义，并且来势凶猛。主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但是却钻出来这么三件事，倒是要提一个问题，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三要三不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值得警惕。
惯于胡搅蛮缠的江青，心里窝着一团火，可是不敢发作。她明知这次批评他们一伙，是根据毛泽东授意，如果当场顶撞，岂不惹起大火，炸了锅？她只得悄悄地低着头，默默地静听着。
6月3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四人帮”。会上，两方阵营分明，迎面对垒。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的一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坐在桌子的另一边。
叶剑英首先发言。他讲了三个问题。首先讲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
在讲团结问题时，叶剑英说，要团结，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
讲到第三个问题时，叶剑英说，要严守纪律。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为什么不请示。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不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不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来纠正。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这次会上，李先念、陈锡联等同志相继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评。
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敷衍塞责地作了点自我批评。他说：“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指批孔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反经验主义，我没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
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主席批评，主要错误是他。
江青迫于形势，在6月3日会上表态说：5月27日的会，我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强认识。上次会，我有体温，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还要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会议。他说，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风向快要转了”
1975年5月27日、6月3日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对“四人帮”进行的初次交锋。尽管话没有全部讲完，但却大杀了“四人帮”的威风。在正义的剑锋前面，“四人帮”一伙被迫认错了，形势所逼，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
江青在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书面检讨里写道：“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关于“四人帮”问题，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到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发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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