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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江青妄图用这种方法，逼迫周恩来对此事做出交待。
周恩来接信后，马上给予严正驳斥。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造谣。只举出243人，而无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立即查阅了上海各报，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了有关材料。他在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的‘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和材料，作了批示，存入档案。
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江青，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及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另一封涉及这件事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72年6月1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陈云以当事人的身份郑重证明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到达中央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了个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康生也在1972年2月18日，口述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中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保存一份，以防今后再有人利用伪造启事制造事端。
忍受着癌症巨大痛苦的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继续同“四人帮”做最后的斗争。1975年9月20日下午，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用很长时间又仔细看了他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伍豪事件”，在周恩来、毛泽东、陈云等亲自澄清下，江青一伙妄图利用这一案件进行夺权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一生，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时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1967年1月4日，江青一伙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了。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对造反派说：“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月6日夜，周恩来得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采取欺骗办法揪斗王光美时，连夜打电话给蒯大富，下令要他立即放回王光美。第二天，周恩来严厉地批评清华红卫兵说，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现在必须肃清这个坏作风。
7日、8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围聚了三四千人，天天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
七日，江青一伙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对准中南海喊叫。
周恩来面对危局，挺身而出，亲自打电话批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
周恩来多次制止揪斗陈毅、贺龙、谭震林、陶铸等同志。1966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陪同陶铸、陈毅、贺龙等人，站在群众批斗大会的主席台上，保护几位老战友。摄影师留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人们特别难忘的是，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亲自制定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著名党外民主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楷、沙千里、张奚若等人，都在保护之列。
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红卫兵运动，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面对汹涌的浪潮，要能冷静对待。他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就会被浪头冲掉。”他对一位领导同志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奋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
1967年5月15日，当周恩来得知街头出现“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他对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代表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
周恩来对来看望他的彭雪枫将军的儿子、烈士子弟彭小枫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7年8月，发生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数千红卫兵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进入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附近，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次风波，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外交关系与声誉。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要揪斗陈毅外长。周恩来虽然多次劝说，造反派都不听话。他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了。当医生扶他离开会场时，造反派仍在叫嚷：“我们就是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
这时，周恩来从门口转过身来怒斥造反派说：“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1979年2月15日下午5时，笔者在国务院办公室访问了谷牧同志。谷牧深情地谈到周总理怎样保护老干部。他说：
“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一开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当天就去向毛主席汇报。周总理一向保护老帅，迟迟三天不去汇报，就是想把这件事压下来，不要闹大了。接着，他又相继把各省市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谷牧说：“总理把余秋里、谷牧保到中南海，当了他的幕后秘书，起草文件。总理带余秋里、谷牧参加会议，造反派问，总理说，我带他们来开会，他们要是走资派，能来吗?当余秋里被石油学院揪走时，总理马上对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说：‘你去，现在就把余秋里接回来!’他们闹了三天不放人，总理发了脾气。一天他在碰头会上借批评李富春给文革小组戚本禹看：‘你为什么不把余秋里同志找回来呀?’戚本禹听了说，我们想办法吧!后来，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才把余秋里要了回来。”
当时流传说，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的，“只剩下三只胳膊了！”(余秋里长征战斗中被截去一只胳膊)。
1967年1月，全国“夺权”期间，各地连续发生党、政、军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因抗议江青一伙迫害而付出了生命。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陶勇；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等同志，都相继含恨逝世。
谷牧回忆说，周恩来手拿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伤痕累累的照片时，极度悲愤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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