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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中人”
毛泽东自1971年冬身患重病以后，他对国家的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和他接近和信任的人也越来越少。
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对许多大事，只能靠通过联络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进行不多的联系。这样，他就更难了解全面情况。
“四人帮”及其一伙亲信，乘机而入，在他耳边反映了许多歪曲的挑拨性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错误做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
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给“文化大革命”翻案。他在说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估计，同邓小平等人通过“全面整顿”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毛泽东不允许超越他的“既定方针”。
1975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达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统一认识，并且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出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评价的基础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坚持正确立场，不屈服政治压力，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批邓”。
1975年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场气氛紧张，“四人帮”猛烈向他开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是由被批判人邓小平主持的。邓小平在同家人谈到这些会议时说，他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时间，他都是沉默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被迫作了两次“检讨”。实际上，他是借“检讨”的机会，申明自己的立场。
1976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再次作“检讨发言”。当晚，邓小平主动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解除他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他说：“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
1月21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向他汇报2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毛泽东说：“邓与刘(少奇)、林(彪)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谈到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进一步试探地问：“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谁来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呢?
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议，请主席确定国务院一个主要负责人牵头，他们三个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
“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小平偏袒刘冰”
形势急转直下。对邓小平的批判开始还是在政治局小范围进行，但在清华事件之后，很快波及全国了。
刘冰的信是导火线。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同志，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由邓小平转交。
他们在信中揭发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的严重问题，反映他们在清华大学争权夺利，颠倒黑白，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等罪行。他们还揭发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之后，因为未能当上部长和中央委员，心怀不满，公开发表攻击党中央和领导人的言论。
与此同时，刘冰还将基本内容相同的信，写给北京市委，要求调查处理。
10月23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把迟群、谢静宜叫到人民大会堂，让他们看了刘冰等人的信。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看了刘冰信后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于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迟群、谢静宜和刘冰同是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在信中对迟、谢提出一点批评，竟然触发了毛泽东的大怒。这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
1975年11月，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了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
迟群看后，立即找到吴炜煜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的影响，你应当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在迟群的指使和具体指挥下，吴炜煜连续炮制了10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反动文章，其中有三篇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这些文章诬陷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还乡团’，‘复辟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动，向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猖狂进攻”，并说：“我们要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停顿地向走资派发动进攻，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用臭名昭著的“梁效”笔名炮制反革命舆论，写了大量所谓批判文章。恶毒诬蔑革命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右倾翻案势力”等等。其中直接诬陷邓小平的文章即达60多篇。
他们无中生有，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梁效”实际起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中心的作用。
江青指示“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与机会主义头子言论对照》、《批判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参考材料》和评所谓的“三株大毒草”等十多种诬陷材料。其中仅《评三株大毒草》就印发了八千万册，散发全国。这些材料，把邓小平同古今中外二十多个反动派代表人物相类比，编造了上百条罪状。
对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邓小平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1975年12月30日下午，汪东兴打电话给邓小平，要他过目一下“两报一刊”的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篇社论中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促生产”却谈的很少。邓小平问：“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汪东兴告诉他说：“这篇社论主席已经圈阅了。”
邓小平听了以后，放下电话，不言不语，陷入沉思中。
迟群按照江青的指示，以“梁效”署名，1976年2月在《北京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反动文章。迟群在文章中亲笔加上恶毒诬蔑邓小平的话，说“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公开强加到邓小平身上。
江青一伙人利用诬陷材料，到处煽动“揪一层人”。2月6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党委会上公开点名批邓，别有用心地提出“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迟群在各种场合多次煽动说：“民主革命的民主派们是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这也是规律”，“走资派还在走，不只是哪一个人，要看到一层人”，“既是还乡团，就不止团长一个人，在批邓时，不批判、不联系下面的队长行吗?”
江青一伙为了煽动打倒邓小平和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迟群、徐景贤和刘庆棠等人利用电影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组织编导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所谓“重点”影片，任意诬陷“刻画走资派”的所谓“顽固性、欺骗性、危害性、残暴性”。至1976年10年底，“四人帮”一伙共炮制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剧本32部，拍成影片7部，大量发行拷贝，煽动打倒中央至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
江青、王洪文一伙，还暗中整福建、四川、江西等省领导人的黑材料，1976年1月至9月，王洪文、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先后派出记者，到一些省、市了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说什么“要把眼睛盯住省委”，诬陷他们是“还在走的走资派”，“执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组织还乡团”，“搞翻案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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