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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6点30分，天安门广场的全部播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吴德的讲话：“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播放吴德讲话时，在天安门附近集中大量的民兵和卫戍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出动。为防备事态扩大，又在天安门一带集中大批待命出动的民兵，派出部队在北京市区随时应急调用。
晚上9点25分，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天安门广场灯光全部熄灭了。过了三分钟，电灯又全部亮了。
耀眼的灯光下，隐蔽在广场四周的上万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棒、警棍、皮带，黑压压一大片，一齐向广场冲了过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自南北两个方向，向广场中心合围。
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伤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请听听受害者的控诉吧!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名共产党员说：
“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我心想不好，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许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到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人。不远处传来有人挨打的惨叫声。我想你们打我们手无寸铁的群众，算什么能耐?后来，他们发现我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监狱。”
北京第二汽车公司一名工人控诉说：
“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地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跑到广场东南角，只见一些人从纪念碑那里走来，恐吓驱赶群众。有一个还叫着：‘革命的同志快离开广场，反革命的留在广场……’我气愤地说：‘好!我们走，我们是革命的，留下的可是反革命的。’那个人大喊：‘抓住他!’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外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等我醒来，只见一个人用皮鞋把我流在纪念碑上的血迹擦掉。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被押到中山公园，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后来，我被关进牢房。”
北京牛街房管所一名干部说：
“我看他们打群众，就骑着车子往东行。刚骑到纪念碑东侧的那排旗杆下，就被包抄过来的人挡住了。一个警察一把拉住我的车后架喊道：‘你往哪跑?’我连忙说：‘我是过路的。’话音刚落，他抡起皮带朝我头上打来。皮带上的铁扣打破我的头，血立刻喷了出来，绿军帽也被打破了一个大口子。我立刻摔倒了。这时，十几个人围了上来，用木棒、皮带朝我身上乱打一顿。我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两次，想和他们分辩，但他们不准我说话，反而打得更狠了，边打边骂：‘让你们闹事，打死你这个王八蛋!’一直打得我动不了，才把我从地上揪起来，往纪念碑押送。”
北京市第二服务公司修建队一名架子工说：
“我下班后到纪念碑看诗。正看时，纪念碑被包围了。十来个人一下围了上来打我，打得我头流着血，两腿站不住。我想，我看诗犯了什么罪?索性两手护住头，让他们打。一个人说，别打死了，就用皮带绑我……我明明是带工具下班，他们硬说我是拿凶器的暴徒，多么卑鄙啊!随后就给我带上铐子，押进监狱。”
这天晚上，388名革命群众就这样在白色恐怖里被抓走了。
9点45分，血腥镇压结束了。广场上留下了一摊摊血迹。
深夜11时，上百个干警来到广场，自北向南，一字排开，用水和墩布清洗地上的血迹。
地上的血迹干了，可是留在人民心灵上的血迹是永远擦不干的。
墨写的谎言
4月6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民兵拿起武器的情况。11时，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天安门情况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7日上午7时，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民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总编辑等人到了大会堂，姚文元一见面就鼓励说：“大好事，大好事!”要求他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
中午时分，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有关人员人带到东大厅，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见面。
王洪文赞扬说：“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四人帮”欣喜若狂，饮酒欢宴。
乘着酒兴，张春桥杀气腾腾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有的坏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是要为邓小平树碑立传。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
酒足饭饱之后，总编辑带着记者去改编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了。
姚文元亲自督战，再次指示：“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进去。还要把《情况汇编》反映的‘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写进去，这样更有力量!”
为了争取时间，姚文元一再叮咛：“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子。”
就这样，从上午8时到下午掌灯时分，一篇颠倒是非，制造大冤案的黑文，匆匆写好了。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11名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专门讨论审查这篇新闻。会上，姚文元读一段，讨论一段，由王洪文秘书肖木执笔修改。
张春桥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就像匈牙利事件差不多，反革命事件，背后有人支持，邓小平就是总后台。他像纳吉一样的人物，在稿件里要写出来。”
王洪文又说：“这次事件中，首都民兵起了很大作用，应该写几笔。”
肖木写上了。
张春桥还说：“在开头的地方，应该写上是在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上，是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是在毛主席检阅群众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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