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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张春桥来到华国锋家里，充当江青的说客，对华国锋解释说：“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对张春桥说：“毛远新的联络员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张春桥注视着华国锋的表情，说：“我主张安排毛远新为三中全会起草文件；他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我这意见，你不会反对吧?”
华国锋坦率地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张春桥仰着脸说：“有什么不合适!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不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名单中就有毛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华国锋接过话头，反攻过去：“是呀，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意。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局势统筹考虑。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显得比老人家还高明呀!”
华国锋接着又说：“再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就在9月23日这一天，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他要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催促赶快把民兵武装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万一。
王洪文刚放下电话，就来到张春桥的屋里，姚文元、江青也都在。王洪文到不多久，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一边听，一边说：“好，好”，最后说：“我们研究一下。”
王洪文放下电话以紧张惊讶的神气，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是叶帅的电话。”
王洪文讲了叶剑英电话的内容，谈到关于批邓的问题，以及他和江青吵架的问题。王洪文深为忧虑地说：“我和江青吵架，他怎么会知道呢?是谁告诉的呢?叶是想拉我。叶打电话前是否跟谁商量过?”
姚文元深有所思地说：“难道这么凑巧?原来两边都在开会!”
姚文元指的“两边”，一边是指王、江、张、姚四个人的议论：一边是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毛泽东逝世以后，姚文元日夜都想着毛泽东生前讲过的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谈话，早就心慌意乱了。
有一次，姚文元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到中南海开会。?散会后，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辑交待说：“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你们要继续做好报纸的出版工作。现在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还要看一看。”谈话中暗示，可能要出事。
早在1975年，王洪文受到批评后，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第二武装”，他说他“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
这期间，他们制造大批枪支弹药，准备装备30个步兵团，十个高炮师，三个地炮师，一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团，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80门。
这些武器按规定应由解放军统一保管。可是王洪文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发到民兵手里。”
王洪文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9月21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特地来到北京，向张春桥报告了他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的密谈情况。
丁盛向他们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说：“已有所准备。”
其中重要准备之一，是根据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亲笔批的“立即发枪”的命令，突击发给“民兵”大批枪、炮、弹药。
张春桥听了上海情况，表示满意，同时又不放心。他再三叮嘱徐景贤：“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垮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现在形势紧张，要谨慎小心，要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深夜，张春桥又写信给上海的同党。信上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斗争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也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的。“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张春桥把写好的密信交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要他亲自送给上海市委。9月28日，临行前，张春桥又把肖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他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传达他的口信：“上海要提高警惕，也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由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上海会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
他们要同谁打仗呢?
公开的挑战
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匕首出鞘了。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恬不知耻地向人游说，她要担任党中央主席。
9月23日下午，江青通过秘书联系，把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接到钓鱼台11号楼。
张玉凤试探地问江青：“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党的主席未定。”江青说：“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听了很高兴，满有把握地说：“不错!”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主席从前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接到钓鱼台11号楼，嘱咐他说：“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拥护谁?”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江青面授机宜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在分别做了这些安排以后，江青急不可待地出马了。
9月29日，江青大闹政治局会议。
人民大会堂比往日显得更加庄严、宁静。耀眼的灯光下，辉煌的大厅里，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政治局会议准时在深夜开始了。
这次会议，事关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紧迫问题。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15名政治局委员，四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许世友、李德生、苏振华、韦国清、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吴德、赛福鼎、吴桂贤、倪志福、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环坐在长排沙发里，等待着华国锋宣布开会。
华国锋事后告诉笔者，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
在会上，江青首先发言。她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著作最好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那里召开“工、农、兵、学、商”群众国庆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
讨论时，这个意见很快通过了。
江青接着又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望了大家一眼，哭泣地说：“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40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是对我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
坐在一边的王洪文说：“是谁反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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