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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末日的挣扎
粉碎“四人帮”之前，党中央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可能出一点乱子；出不了大乱子，会出一点小乱子，乱子可能出现在上海，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成了“四人帮”控制下的一个重要据点。粉碎“四人帮”之后，稳定上海局势对全国具有重大作用。
调虎离山
如何才能迅速稳定上海的形势呢?在讨论时，有人主张，驻在无锡、杭州一带的野战军，借拉练的机会，向上海靠近，来个“兵临城下”。
但是，多数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很快形成与上海民兵的对峙，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甚至会导致发生小范围的战争，势必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
党中央在作了慎重考虑之后，决定采用“调虎离山”办法，调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到中央开会。
1976年10月7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到北京。
上午九时，马天水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当时，大家都感到惊异。
按往常习惯，每次上海市委到北京开会，张春桥、姚文元都预先向他们通气、打招呼，为什么这次事先不打招呼了呢?这次为什么中央首先通知的是警备区，而且叫周纯麟司令员同去，不是让徐景贤同去呢?从这些情况，大家心里已经预感到不祥之兆。于是，商定马天水一到北京，两小时后就给上海回电话。
十点一刻，马天水在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虹桥机场，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周纯麟告诉马天水说，专机要在南京停一下，接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一块到北京。临上飞机，马天水再次向徐景贤叮嘱：“你不要光抓笔，还要抓枪!眼下，枪比笔重要啊!”
飞机上了天空。马天水依然闷在葫芦里：这次开会，为什么不是春桥、文元亲自通知呢?
这个1931年在河北家乡当小学教员时入党的老干部，四十多岁当了上海市的工业书记。最初，马天水对“文化大革命”也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他马上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说，跟着首长有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光明感”，表示“今后愿做一匹好马，在两位书记不断鞭策之下，拉革命之车，走革命道路……”
马天水拼命为“四人帮”卖力。1972年，王洪文调中央工作，张春桥安排他主持上海工作。从此，他与在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建立起“热线”联系，是张春桥在上海最赏识的头头了。他准备这次也像往日那样，一下飞机就找张春桥……
晚上八点，飞机到了北京。他们随即来到京西宾馆，不一会，又到了一座大院里，走进会议厅。在一片严肃的气氛里，他们看到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都神态庄重地坐在一排桌后，注视着每一个进场的人。
同机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到了，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到了，济南军区杨得志、王平、曾思玉，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到了。此外还有湖北省委的两位同志。
晚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会议。继华国锋讲话之后，叶剑英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跟大家打个招呼：昨天晚上，中央己采取断然措施，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隔离起来了。”
叶剑英的话，说得平静而缓慢。但是，他的声音却像春雷震撼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心。全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有的人还未来得及辨清是否听错了话。突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领导同志相继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阐述了党中央采取这一重大决策的原因，鼓励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维护全国团结安定的新局面。
会议开到深夜12点。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十分高兴地走出会场。上车时，扬手扔掉了拄了两年多的拐棍，一见马天水就说：“大家都高兴，你为啥不高兴啊!”
马天水连连摇头，叹着气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
热锅上的蚂蚁
马天水走后，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急切要探听北京“首长”的消息。
根据罪犯的交待，10月8号上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议论形势，一致肯定北京出了事。其他“小兄弟”们一早就围住电话机，争相打问：可有“首长”的消息?
他们当天，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打电话，均未找到人。
好不容易找到马天水的住处，马天水却不接电话。他对秘书说：“我们一到北京，中央就作了四条规定：参加会议的人不准私自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客!”
当上海市委又来电话问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只好在电话中说：“马天水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王洪文秘书廖祖康抢过电话，急忙问房佐庭：“你们到北京机场时，谁来接的?”
房佐庭答：“是穿军装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同志?”
房佐庭回答：“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