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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黄浦江边，到处红旗如画。这是人民在历史长河里又一次掀起的春潮。为党除奸，为国除害，千万上海市民拍手叫好!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阴谋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动，陷入人民愤怒的汪洋大海里!
上海的判决
历史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
1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
这天，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原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出庭作证，揭露了张春桥、王洪文等指使他们发动武装叛乱的经过。
王秀珍供认，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和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长期经营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分不开的”。同时，她又交代，上海民兵发生暴乱，是肖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起了作用。张春桥说：“出修正主义在中央，要提高警惕，要经得起大的考验，要准备打仗。”王秀珍供认，我是照张春桥的话去干的，张春桥是不在场的指挥，张春桥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
王洪文曾多次对她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下令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
法庭审判员当即问王洪文，为什么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领导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王洪文回答说：“在成立民兵队伍时，张春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由他们控制的‘工总司’去干，这实际上夺去了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王秀珍还证实说，王洪文1976年9月23日在电话中对她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王秀珍说：“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严重的考验时刻到了，就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审判员问王洪文：“你多次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些话的涵义是什么?”
王洪文回答：“‘修正主义’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老干部(上台)，所以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就上山打游击，是张春桥的思想。”
徐景贤出庭作证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了反革命指令。1976年9月23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话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斗争还有曲折，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准挂帅”。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有大的考验”，“要打仗”。
徐景贤还供认：“到了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候来到了。我根据张春桥9月28日‘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82年7月13日开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八名重要案犯，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公开审判，有一万多群众参加旁听。在大量罪证面前，罪犯们不得不低下头来。
徐景贤供认：“我应该负策划和指挥的全部罪行。”当法警将徐景贤写下的策动武装叛乱的笔迹交给他辨认的时候，他连声说：“这是我的亲笔，是我的亲笔。”
徐景贤、王秀珍都供认：“上海武装暴乱我们是罪魁祸首”。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8月21日开庭宣判，判处徐景贤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3日开庭宣判，判处陈阿大、马振龙有期徒刑十六年，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有期徒刑十五年，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
陈阿大在他判刑的最后陈述时，预先写了六页纸。他说：
“十年动乱，我私心恶性膨胀，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往上爬，死心塌地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我对一伙小兄弟讲，只要大胆造反，不怕死就能当上头头，将来能当大官。我当时己窃取了市革委常委、市委列席常委的位子。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我就死心塌地干了!”
这个陈述，不仅是他个人的自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小爬虫的内心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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