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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农场学农

    “三大革命”做课堂,学农奔赴农场;从老农家“借”鸡烹烧,重温
  知青旧梦;何立敏组织访贫问苦,引来色狼入室;老贫农登上大学讲台,
  教育革命喜结硕果。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来得太晚了!已经进了五月下旬,校园里的树木才绿得有个模样了。就在这半个月前,还下过一场小雨加雪。家里来信说,田地里刚刚破土的禾苗冻死了不少。也许是老天爷想要弥补夏天迟到的过失吧,她突然间让夏天疯跑起来,似乎只用两三天的时间,猛然间把气温升到零上二十多度,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树木,也似乎在一夜间绿了十倍。
  天气是陡然间热起来了,但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校园里似乎有点儿降温了,文科各系走出去深入到工厂、矿山、军营同工农兵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工农兵学员们先后都返回了学校。
  我们中文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是最后返回学校的。
  回校后,我们便听说,暑假前不再开门办学走出去了,要老老实实坐下来学习文化课。听到这个消息,大多数学员都打心眼儿里高兴,上大学一年多了,坐在课堂里学习文化课的时间的确是太少了,绝大多数学员来到学校还是想学一点知识的呀!
  然而,愿望和现实永远是矛盾着的。就在一些学员悄悄地去书店购买一些课外读物,在商店购买必备的学习用品,或者找亲朋故友借阅一些学习参考资料,或者坐在温馨的教室里,重温和品味一个学生应该享受的学习生活的时候,系里通知我们七三级全体工农兵学员去五棵树农场开门办学。
  这是革命行动,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我们休息了两天,然后就打好行装恋恋不舍地离开校园,到德来县五棵树农场去开门办学。
  五棵树农场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大湾公社农业中学的校址,有一个相当宽阔的大院套,不仅有操场,有篮球、排球场地,还有一百多亩试验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里的学生也曾跟着造反,后来在一九六八年时,又一古脑儿地回家种地去了,此后农业中学便没再招生,偌大的一个校舍,便空闲下来。一九七○年大学恢复招生,S大学便出了一笔费用,把五棵树农业中学的校舍、校田地全部买了下来,做学校的农场。后来,伴随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才看出这个五棵树农场是块金不换的宝地,不仅可以产小麦、玉米,种白菜、土豆,还可以让学员来这儿开门办学——学农种田,而且连“农工”都省下了,一举两得,真是再漂亮不过。听说这个主意是校领导朱向东想出来的,而且他自己一直为能做出这项决策而自豪。
  我们到五棵树农场后,都觉得很新鲜。这儿是一马平川,抬眼是望不到边的松辽大平原,农场的东边是宽阔的奔流不息的巨蟒河,农场的南面,是一座好大好大被废弃萧条的军马场,军马和养军马的人不知何处去了,只有一垛垛陈旧的大草垛,默默地矗立在一座到处是豁口的长满蒿草的院子里。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庄稼刚刚起身,正好铲二遍地。
  到农场的第二天,我们便投入了紧张的夏锄之中。
  在所有的农活之中,铲地算得上是比较苦的活计了,天气炎热,头顶火球般的烈日,脚下是滚烫的土地,一天下来,个个都会累得头晕眼花,腰酸腿疼。好在一些学员是知青出身,对锄头、田地并不陌生,但长时间不干了,突然捡起这挨累的活计,也都不适应了。
  夏锄的第一天,梅洁的手掌上打起了血泡,而且是每次都是被人落下半条拢。
  这样,在排垅时,我就有意挨着她,有时给她带半个城帮,有时帮她铲上一段。
  我每每帮助梅洁铲地,何立敏都侧目看着我。但她这次是无可奈何,我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她做团支书的只能支持,不表扬就算是小小的报复了。当然,我不需要她表扬我。
  想不到的是,在我到农场的第三天早晨,年级辅导员聂少平找我,问我会不会赶牛车。
  我说别说赶牛车,马车我也会。
  聂老师说,那好,从今天起,你就负责赶牛车跟食堂管理员田师傅上街里买菜。
  这个活计不错,赶牛车是我的拿手活计,再说,五棵树农场离县城德来镇只有五公里,路又平坦,一天一个来回,真比铲地要强上百倍,只是苦了梅洁,虽然有不少男生愿意帮助她,但在何立敏面前,还是都不敢太主动大胆。
  当我把聂老师让我赶牛车的消息告诉梅洁时,梅洁说:“你干你的,不用管我,我不能多干,就少干,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悠哉游哉地娴熟地套上牛车,便叫上田师傅上街。
  田师傅是一个身体相当壮实的乡下大嫂,听说是在五棵树农业中学未撤销时,她就在这儿管理过伙食。
  田师傅人很开朗,又很健谈。牛车刚上路,她就问我家在哪儿,上学前是干什么工作的?还问我处没处对象?出于礼貌,我都—一回答了她。
  仅仅几天时间,我跟田师傅就混得熟悉了。买菜回来,如果是过了开饭时间,她就专门炒上两个好吃的菜,让我跟她在一起吃。如果是食堂做了好吃的,她总是多留出一份儿,让我晚上饿了时吃。
  一天,梅洁突然病了,说是胃疼。
  农场附近没有医院,于是我便找聂老师,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到县医院去看看病。
  聂老师说可以,但让跟班长庄则生说一下。于是,我便让梅洁去找庄则生。
  庄则生非常喜欢梅洁。听梅洁说,他曾几次找她谈过话,并且下保证,如果梅洁能按着他说的那样去做,介绍她入党没有问题。梅洁当然不买他的账。一次,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本《毛主席诗词注释》很神秘地送给了梅洁。梅洁翻看了看,就送给了班里的刘小艳了。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即使这样,他对梅洁一直是高看一眼。所以,当梅洁跟他请假去县医院看病时,他一口答应了,还问用不用他借一辆自行车送她上医院。
  梅洁告诉他坐我的牛车上街看病,他当时就像断电的灯泡一样脸上瞬时黑了下来。
  当牛车走出农场,走出学员们的视线之外时,梅洁便精神起来,她说这几天铲地可把她累苦了,还告诉我,周继红在铲地休息时,仍坚持捡粪。何立敏决定以团支部的名义到生产队去访贫问苦,并开展每人为贫下中农做一件好事活动。
  我把牛车赶到县医院大门口,对田师傅说:“田师傅,你今儿个辛苦一点儿,自个儿赶牛车买菜去吧,我陪梅洁看看病。咱们十一点半在石桥会面。”
  “行!”四师傅很好说话,她接过鞭子,自己赶车走了。
  我对梅洁说:“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去挂号。”
  梅洁“扑味”笑了,说:“算了,挂什么号?”
  “怎么?你不看病了?”
  “我根本就没病。”梅洁说,“我就是要歇歇,铲地太累了。走,咱俩看一场电影去。”
  电影院正上演《青松岭》,我说没啥意思,别看了。
  她问:“那你说干啥去?”
  “上书店吧。”
  “那就上书店。”
  书店里没有多少书,长篇小说只有《剑河浪》、《征途》、《较量》、《虹南作战史》、《艳阳天》、《战洪图》几种。这几种书,我早都看过了,不想再花钱买了。
  走出书店,便是一家国营餐馆。
  梅洁说:“咱俩进去吃点儿行吗?”
  我说:“我根本就不饿,还没到吃饭时候。”
  梅洁说:“我也不饿,可我馋了,走,你陪我少吃点儿。”
  我知道拗不过她,于是便陪她进了餐馆。
  梅洁让我点菜。我只点了一个尖椒干豆腐,她又点了一个糖醋排骨,一个什锦罐头。
  吃完,已是十一点。
  我们赶紧去石桥。
  田师傅坐在牛车上在树阴下乘凉。
  田师傅见我们便问:“怎么样?到底是什么病?”
  梅洁接过说:“胃痛。”
  这样,梅洁一连三天,都坐着我的牛车到县医院看病,请假时就说是请一个老中医给针灸,需要扎一个疗程。
  这天早晨,梅洁刚刚坐上我的牛车,何立敏不慌不忙走了过来说:“梅洁,今天我陪你去看看病。”
  梅洁也真的不客气:“我没病。”
  “那你上医院干什么?”
  “玩玩。”说着,梅洁便下了牛车,拿起一把锄头去铲地了。
  何立敏呆呆地晾在那儿了,又是一脸的阶级斗争。
  梅洁是太直了,连一点儿表面文章都不会做,弄得我很尴尬。
  何立敏试探着问我,梅洁到底得了什么病?
  我敷衍说是胃病。
  我知道梅洁是惹下祸了,何立敏会找机会报复她的。

  何立敏倡导并得到工宣队长胡文奎支持的“工农兵学员为贫下中农做一件好事”的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学员们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到附近的村屯去访贫问苦,并且马上找到了做好事的对象。学员们有的为贫下中农挑水,有的给五保户缝洗衣服,还有的为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整理家史。周治国的业余学习小组在民主大队办了一所农民政治夜校。四班的女学员徐小艳给河沿屯一位三十八岁的老光棍徐飞做饭。
  徐小艳个子不太高,胖墩墩的,苹果脸,两只眼睛很好看,总是笑盈盈的。她的皮肤很白,在年级里她是文艺积极分子,女中音唱得相当拿手。
  徐小艳在家访时,正碰上光棍汉徐飞从田地里回来,一个人蹲在门坎上吃凉大饼子喝凉水,吃葱叶子蘸酱,再一看徐飞的家,真的堪称是正经八百的穷光蛋了,黑黢燎光的小马架房子里只有一铺小土炕,炕上一个油渍麻花的小行李卷,一个大纸盒箱子,余外就什么家具都没有了。
  徐小艳看在眼里,顿时产生了怜悯之心。
  徐小艳就在那一瞬间产生了给徐飞做饭的想法。但不知他是什么成分,经了解后得知徐飞是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后代,于是便去了一趟德来镇,用自己的钱买了一点儿菜、油、盐,并在天黑之前赶在徐飞家里。徐飞是从来不锁门的,徐小艳就像走进熟人家里一样,先是屋里屋外打扫了卫生,然后又里里外外擦洗了一遍,打扫干净了,这才像个家庭主妇似的给徐飞烧火做饭。
  徐小艳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去徐飞家做一次饭,还给徐飞拆洗了被褥。那被褥脏得差点儿把巨蟒河水给洗浑了。
  徐小艳坚持为贫下中农做好事的行为得到了年级团总支的表扬,也得到了工宣队长胡文奎的表扬。徐小艳的苹果脸上像涂了一层朝霞,灿烂鲜艳起来。
  意想不到的是,徐小艳在一天夜里从徐飞家里回来很晚,而且神情不好,脸上明显有泪痕,同室的女学员问她怎么了,她一直不说。不过,从此便不再去徐飞家了。
  后来,徐小艳便病倒了,神情有点恍恍惚惚,老师和学员们主动劝她去医院看病,她也不去。
  一天晚上,女学员宿舍突然间来了一位社员,他手里端着一个大盆,盆里放着一只炖熟的鸡。
  徐小艳一见是徐飞,像耗子见猫似地用被把头蒙了起来。可徐飞却大大方方地坐在徐小艳床头说:“小艳,我听说你病了,给你炖了一只鸡,你补补身子吧。”
  徐小艳一声不吱,只是闷在被里哭个不停。
  女学员们全问在鼓里,不知徐小艳同徐飞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聪明的学员似乎心里明白了一些什么,但因徐飞是地地道道的老贫农,又是徐小艳自己去做好事才认识的,谁也不好说什么,再说工农兵学员从来同贫下中农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来串门看看,哪能随便就撵出去呢?但麻烦的是,这个徐飞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更看不出个眉眼高低,他以来看徐小艳为由,几乎每天晚上都来女学员宿舍坐着,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同室的女学员们终于熬不住了,就把问题反映到工宣队长胡文奎那里。
  胡文奎也犯难,按身分他是工人阶级,而徐飞是贫下中农,两个人是联盟的对象,工人阶级又号称是老大哥,贫下中农是小老弟,小老弟来看属于新生事物的工农兵学员,而且是主动交的朋友,咋好撵人家不让来呢?这话实在是不好张口。可是,这个徐飞又是个男人,而且天天关心的学员又是女学员,麻烦就麻烦在这里。但女学员的人身安全还是要管的,他胡文奎是过来人,像徐飞这样的老光棍子天天钻女学员宿舍,不用说,他心里明白这里隐藏着某种危险。
  这天,胡文奎见徐飞来了,就主动上前,把徐飞叫到自己的宿舍,拐弯抹角跟徐飞说,女学员这一段时间学习劳动都很累,晚上都想早点儿休息,不让男学员去打扰,另外,女学员晚上都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做,有男的在宿舍里不太方便。
  徐飞似乎听明白了胡文奎的话里话外的意思,便说:“我倒不想天天来,只是徐小艳身体不好,每天都放心不下,总惦记着来看看。”徐飞还说,徐小艳确实是上了大学没忘本,还保持贫下中农本色,他做梦都没想到过,他这一生还天天能吃上女大学生给他做的饭菜。他还说,他只念过四年书,不会写稿子,否则他就往报纸上投稿,表扬表扬徐小艳一心一意为贫下中农做好事的模范事迹。
  从徐飞的言谈之中,根本就看不出他对徐小艳有什么恶意,就是天天去女学员宿舍,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使这样,也不能再让他经常走进女学员宿舍,问题就难在这里。
  这时,有人传说,徐小艳跟徐飞搞上了对象,看徐飞的那个态度和神情,还真有点儿像是那么回事儿,可是看徐小艳的表情又不太可能。工宣队长胡文奎又找徐飞谈了话。此后,徐飞便不进女学员宿舍打扰,但他一到晚间就上农场来,像个幽灵似地在大门外或在院子里转悠,徐小艳吓得上厕所都要几个女同学陪着。

  何立敏访贫问苦发现了一个典型人物,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此人姓白,名德寿,绰号叫“白地委”。这个人后来被我们系里聘为政治教师,不仅给我们系各年级讲过课,给全校也作过讲用报告,因此人很有时代特点,而且他的命运同我们工农兵学员尤其是同何立敏的命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必须把他的情况简要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
  白地委是个瘫巴,小儿麻痹坐的病。他的两条腿细得吓人,左腿有擀面杖粗细,右腿也不比锄杠粗多少。两条长短不齐的腿,像面条一样柔软,根本擎不起他那眼常人一样的上半截身子。在地球上,他每前进一步,都不能算作“走”,而是像蜥蜴一样地爬行。起初,人们叫他“白爬子”,但他听了很恼火:“谁再叫我‘白爬子’,我操他人辈子祖宗!”后来,人们就叫他“白地委”。表面听来,好像他是个地委干部,实际上“地委”者,地上之委也。他对这个绰号不反感,也就叫开了。
  白地委从小丧失劳动能力,父母又相继去世,只好依附于哥嫂吃白食。哥嫂看不上他,任男侄女也厌烦他。他十八岁那年,央求哥哥花点儿本钱,学着掌鞋。好在不难学,到集市修鞋摊上看了几天,就照葫芦画瓢,开张营业。
  平时,在大队分销店门口出摊儿,每逢三、六、九集市,便搭车上镇,到集上去。赶上活多,一天能赚个七八元。赚的钱全交到哥嫂手里,也就是从这时起,哥嫂才对他高看一眼。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造反除“四!日”批判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也受到批判,他只好收摊回家,又闲呆起来。闲得难熬,就顺手抓本小学课本什么的看看。有不认识的字,就请教左邻右舍的小学生,一来二去,小学课本看熟了,就偷着看些唱本。有的字不认识,就连懵带顺。后来,他学会了查字典,认字越来越多。有一回,他看《封神榜》,被村里的红卫兵头头看见,没收了书,还把他好顿批。打那以后,不看唱本小说了,实在无聊,就看家家都有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他听说生产队召开背《毛主席语录》竞赛大会,有人一口气背了二十几段,受到表扬。白地委心里不服。不就是背几段《毛主席语录》吗?有什么了不起?
  果然,一小本《毛主席语录》,他从头背到尾,连哪段在哪页都记得清清楚楚,“老三篇”更是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还没有人发现他这个人才。
  机会终于来了,大队召开讲用会,白地委闻讯,自告奋勇要参加。队长说:“你有什么学习成绩?”他当场背诵“老三篇”,队长连声叫好,当即批准他参加。
  会场设在小学校操场上,全大队的人都参加了,足有两千多号人。生产队用毛驴车把白地委送到会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一上讲台,就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队长又当众介绍说,他还能说出哪段语录在哪页上。有人考问:
  “白地委,‘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段语录在多少页上?”
  “《毛主席语录》第十四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百八十页。”
  台下哗然。“天才,天才,真的是天才!”人们赞不绝口。
  白地委初次讲用夺魁,战败各小队推荐上来的标兵,大队革委会主任当即宣布,推荐白地委到公社讲用,并通知所在小队,每天记十个工分。
  “工分,工分,工分就是命根儿。”他来到世上二十多年,还没挣过工分呢!于是,他更加刻苦用功,把《毛主席语录》、“老三篇”背了又背。不久,公社召开讲用会,白地委上台就背《毛主席语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被坐在台下的一位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发现,随后派了两名笔杆子,专门整理他的材料。
  可惜,白地委只会背《毛主席语录》,没有实际事。两个笔杆子启发、诱导他为什么要学习“毛选”,他说:“呆着没啥书看了,闲极难忍,随便翻翻……”
  两个笔杆子反复推敲,觉得白地委这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材料还是写不了,只好给他出主意:“白同志,以后你在学习时,还要注意学用结合。”
  “我一个残废人,干不了啥呀!我就会掌鞋,可现在还不让。”
  “力所能及嘛!”高个儿笔杆子说,“你脑瓜并不笨,相信你会做出成绩来的,到那时,我们再来给你写讲用材料。”说着,给白地委扔下一叠别人的讲用材料,就回县了。
  他看了别人的讲用材料,白地委受到很大启发,讲用讲用,讲的是用,是得干出点事情来。干什么呢?扬场簸簸,扶犁点钟,铲趟收割,他一样也干不了,就是在田头看小鸡撵鸭子,他也不适应。他思来想去,忽然发现锄草这活他还能干。
  铡草这活是三人一组,两人掌刀,一人滤草。白地委滤草。滤草这活看起来简单,干起来也不容易。这活技术性很强:双手握草要不松不紧,草送到刀口时要不长不短,所谓寸草三刀。掌握不好分寸,铡出来的草长短不齐,还可能铡了手指头。
  白地委滤草初学乍练,拖着两条废腿,格外费力。坐在铡刀前,滤上大半天,腰酸腿疼,头上呼呼冒汗。掌刀的见了心疼:“白地委,这活你干不了,拉倒吧!”
  白地委口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结果没几天,白地委一时不慎,把右手的二拇指和草一起送进了锋利的刀口。鲜血把谷草都染红了,掌刀的劝他马上去大队卫生所包扎上药。他却执拗地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子,把伤手指缠上,坚持继续滤草。“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可抛弃,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的呢?”他硬是坚持着干,别人也不好阻拦。而且,他除了白天滤草,晚上还自动上门免费给贫下中农修鞋。赶上没有铡草的活他就借用队上的小毛驴车走村串户收废铜烂铁麻绳头儿,换来的钱积攒起来,敬购红宝书,每户赠送一本。“这是精神食粮,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他逢人就这么说。
  又过了一段时间,县委宣传部的那两个笔杆子又来了。
  事迹是现成的,众口皆碑。白地委铡草时,手指铡断了一根,仍不下火线。高个儿笔杆儿问他当时是咋想的,白地委说:“我当时想,自己流点鲜血算什么,革命先辈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现在,我多铡一捆草,就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了一份力量,我多铡一捆草,就是向帝、修、反多投了一枚炮弹,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我们去解放……”
  “好!有高度!”高个儿笔杆两眼兴奋得放光。
  联系白地委拾破烂卖钱敬购红宝书赠送贫下中农,以及义务为大家修鞋的事迹,两个笔杆子很快就把他的典型材料构思成了。一个星期后,白地委成了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怀揣县里笔杆子给写的讲用材料,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从公社、工厂,到机关、学校,没有他没去讲用过的地方。讲用升格,待遇也提高了:在公社讲用,他坐的是驴吉普,现在是京吉普,四个轮子。每天照例挣十分工,补助八角钱不算,讲到哪儿都有人招待。虽然讲用时不敢大鱼大肉的猛吃,但那四菜一汤总比家里的苞米面大饼子就咸菜条子好吃多了,这样的美事,干一辈子,他也不会厌烦……
  白地委在县里讲,到地区讲,又被推选到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巡回报告团。
  他经过几百次大大小小的讲用报告,已把要讲的东西烂熟于心,到哪儿一上台,再不用拿稿,张嘴就来,而且时间也掐得准,保证讲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不多不少。他讲用时,声音甜脆、洪亮,有力度,很像一位播音员。另外,他语言又风趣、生动,听他讲用,没有睡觉的,都说是个享受。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把马、恩、列、斯的话也背下几十段,他这个本事,是报告团里任何一个成员也比试不了的。他聪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他自己从来不说记忆力比别人强。他只说:“一个人能不能把毛主席的话,牢记在心坎上,溶化在血液中,这里有一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有时还要提高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白地委在外面讲用,眼界渐宽,认识到讲用要常讲常新,老典型得有发展。所以,当他讲用告一段落,回到白土沟的时候就千方百计给自己充实内容:他在地上“委”着,把场院边上的粮食捡进场院;夏锄干旱时,他在地上“委”着,给干枯的禾苗浇水;他在地上“委”着,给屯里一个五保户烧炕,别人想烧他不让,老五保不用也不中;有时还帮助老五保学毛主席著作……
  白地委心里明白,就我这腿脚,这口才,干啥也不如干讲用,往台上一坐,出一张嘴,还报上有名,广播里有声,大小官都接见,照相,握手,滋润透了!
  白地委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到一个月,又被提拔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公社革委会委员。
  大队干部包队,考虑到白地委腿脚不便,就分配他包了本屯子——白土沟。
  当时的工作,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主抓生产的干部,是“抓猫”的干部,群众受益再多,给国家贡献再大,也不为好!最使他头疼的是,白土沟屯没有“四类分子”,只有一个地主成分的李化天,还一直老老实实,让干啥干啥,从不多言多语。要抓,又没有什么现行表现……正当他抓不着阶级斗争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时候,偏赶上他哥给死去的爹娘上坟烧纸,被他给抓住了,他便在全村召开了一个批判大会,并让他哥作了检查。这使他着实兴奋了好几天,阶级敌人没抓着,总算摸着了一点儿阶级斗争新动向嘛!
  一天晚上,白地委从大队部开完会,骑驴回来,走到家门口时,突然发现贫农程老二背着个小袋子进了地主成分的李化天家。
  白地委脑袋里阶级斗争那根弦马上绷起来了。听程老二说:“大叔,我借你的一斗小米,送回来了,吃这么些年也没还!”
  又听李化天说:“你家里没有多余的,就吃呗,我都不打算要了。”
  “那哪行,这我都觉不好意思。”程老二声音很低,“我白天想送,又怕别人看见。”
  “唉!”李化天长叹一声,“这年头,还是小心点儿好!”
  白地委破门而入,质问:“李化天,你说‘这年头,还是小心点儿好’是什么意思?”
  李化天面如死灰,“讷讷”了半天,没说出个子午卯西。
  白地委又问程老二:“你刚才背来的是什么东西?”
  “小……小米。”程老二怯怯地说,“是我从前借的。”
  “什么时候借的?”白地委厉声问。
  “三年前。”程老二说。
  “什么三年前借的?”白地委不容置辩地说,“分明是解放前借的。你程老二解放前给李化天扛过大活,当过李化天的佃户,你当我不知道?”说着,白地委又质问李化天,“李化天,你说,你那米是啥时借给程老二的?”
  “是三年前。”李化天一字一板。
  “胡说!”白地委说,“三年前是什么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哪有缺吃少穿的?你这是污蔑新社会,污蔑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李化天,你光天化日之下,威逼贫下中农还旧社会欠下的债,你知这是什么罪吗?这是反革命的反攻倒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
  程老二说:“白主任,那可不是。人说话得讲良心……”
  白地委说:“算了,有话,咱们到学习班说去。”
  白土沟大队的学习班,设在果园。那是一个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的地方。大队成立革委会后,就在果园办起一个“不法人员学习班”。凡进“学习班”的人,都限定时间让你背《毛主席语录》,背诵不下来就打,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任凭你是钢筋铁骨的汉子,到这里呆不上半个月,不死也得扒层皮。
  李化天和程老二乖乖地进了“学习班”。
  李化天在棍棒和饥渴的威逼下,终于被屈打成招。白地委拿着李化天的认罪材料给程老二看,威胁说,你要不跟李化天划清阶级路线,就甭想走出学习班。程老二死逼无奈,也只好违心写了一份证实材料,承认他还给李化天的小米是解放前借的。
  白地委有了第一手材料,批判有了“靶子”,便进一步组织全大队的人,停产一天,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批判大地主李化天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大会”。邻近的几个社队也借李化天这个“活靶子”批了好几天。程老二借还的那一小口袋小米,还被送进了县阶级斗争展览馆,警诫人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阶级敌人是房檐底下的大葱,根枯叶烂心没死。
  白地委抓点抓出了成绩,马上引起了公社党委和县委领导的重视。县委宣传部那两位大笔杆子闻讯赶来,给白地委写了一篇《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开创革命生产新局面》的经验材料,不几天就在省报发表了。也该白地委走运,这一年白土沟风调雨顺,再加上巧妙计算粮食产量,白土沟的粮食总产,还真的翻了一番。
  白地委的先进事迹终于登在了北京一家大报上。虽说是第四版,末题,而且不足三千字,但这对白地委来说,简直比给他一个金马驹子还有用。
  不久,白地委就被破格提拔当上了县革委会委员,地区革委会委员。白地委——名副其实地当上了“白地委”。那官职虽都是挂名的,不干实际事,但白地委的名气却大得很。
  何立敏向工宣队长胡文奎建议把白地委请到学校来,讲一讲农村的阶级斗争。胡文奎不仅同意了何立敏的建议,还亲自去白土沟把白地委请到我们农场来讲课。
  白地委因腿脚有病,就坐着毛驴车来到了五棵树农场。因为学员们对白地委早有耳闻,所以,对他这个人就都十分地感兴趣。白地委坐着毛驴车刚一进院门,大家便投去了关注的目光。我虽然不想凑这个热闹,但好奇心还是驱使我走出教室去看胡文奎给我们请来的贫下中农老师。
  白地委虽然两条腿长短粗细不统一,上半身却很有男子汉风度,宽肩阔膀,一张国字脸像涂了油一样,又黑又亮,眼睛虽不太大,但很深沉,鼻子虽不挺拔,但很肥大,大嘴岔,薄嘴唇,长下巴,稍稍有一点兜齿。
  白地委被搀扶下了毛驴车后,我们才知道了他根本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他在大地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借助他的两只长胳膊和两只又大又厚的双手。
  白地委没有一点难堪的样子,他就坐在地上扬起脸同前来迎接他的老师和学员—一握手。然后就像爬行一样,走进了胡文奎的办公室。
  时间宝贵,白地委只稍稍歇息了一刻钟,就开始给我们做报告。
  白地委坐在讲台后边的椅子上,轻轻地咳了一声,然后声若洪钟似地说:
  “同学们,这几年,大大小小的讲用报告会,我参加过上百场,也给近万人的大会做过讲用报告,但是,给工农兵大学生讲课,我还是头一回,咋讲?讲些啥?我跟胡师傅也商量了,咱们就讲阶级斗争……”
  于是,白地委首先背诵了马、思、列、斯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然后,又论说了抓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始终没有拿讲稿,但一直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不得不刮目相看这个白地委了。白地委还列举了许多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敌人像房檐下的大葱叶黄根枯心不死的典型事例。他说,就在他们邻近大队,有一个大地主叫刘万福,一直留着一本变天账,他把土改时贫下中农分他的土地绘了一张图,经常给儿孙看,准备变天时收回土地。还说,他们邻近大队有一位从城里下放来的右派分子,不但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改造,还天天在夜里偷听敌台,然后散布反动言论……最后,白地委告诫我们,无产阶级要想巩固政权,让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白地委的讲课,赢得了一阵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后来,白地委就被我们中文系正式聘任为教师,主讲阶级斗争课。省报的一个大记者闻讯后,到我们中文系采访,同时也详细地采访了白地委,写了一篇题为《老贫农登上大学讲台,教育革命喜结硕果》的通讯,然后在省报刊登出来了。
  因为白地委是个残疾人,何立敏就经常去他家里给洗衣做饭。有人开玩笑说,何立敏,干脆你就嫁给白老师吧,何立敏也不恼。有时竟说,如果革命需要,我就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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