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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围剿《水浒》

    工农兵学员评《水浒》,不读原著,照样写大块儿批评文章;校部
  大楼里目睹颠鸾倒凤,留下终生尴尬。

  有些事情的突然发生,真是让人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周继红被卡车撞伤后住进医院的消息,着实令学员们大吃一惊。实际上,整个肇事过程再简单不过。那天早晨,周继红跟往常一样,比别的学员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简单地洗脸梳头之后就轻手轻脚地拎起铁锹背上粪筐子走出了宿舍大楼,但她马上被又浓又重的黑雾裹住了,尽管她的两只眼睛都是一点五的视力,但浓雾像黑色的馒帐一样遮住了她的视线,一米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样的鬼天气无疑是给她捡粪增加了困难,但她没有退缩,她像一把锋利的长剑,刺破层层包围上来的黑雾。凭以往的印象辨别方向走出了校园。想不到的是,就在她走出校门十几分钟后,一辆从身后驶过来的卡车把她刮倒了。万幸的是,她只被摔伤一只胳膊。事情虽不大,但事情发生在周继红身上,马上就成为全校学员们议论的话题,但很快就被突然掀起的评《水浒》运动冲淡了。评《水浒》从开始就碰到了困难。在入学前,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读过《水浒》,还有的只在民间听说过一些只鳞片爪的《水浒》故事,但要写文章去评论《水浒》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样,想评《水浒》必须先看一下《水浒》原著。但学校图书馆里所藏《水浒》书是极其有限的,据说不超过七十套,根本满足不了众多学员的借阅需求。何况是全校不分文理科,都要评《水浒》,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定出这样一个方案: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每个学习小组一套,其他系一个班允许借阅一套。学员们只好轮流看。我是走了林丽杉老师的后门,自己借了一套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同时还借了一些过去有关评《水浒》的资料。
  不少同学看不到原著,就先看批评《水浒》的文章,奇怪的是,有的同学虽然没看到《水浒》原著,但也能写出批评《水浒》的文章。学校大门口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以及学报,马上推出了一批评《水浒》的文章。
  不知是哪根神经作怪,我竟一鼓作气也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评《水浒》文章——《试论冰浒一书中一百零八人的阶级成分和上梁山的思想动机》。文章写好后,我悄悄地寄给了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社,想不到,很快就来信刊用,报社还给学校打来长途电话,问我的现实表现,校领导朱向东亲自把我叫了去,向我祝贺,而且还送了我一本校革委会宣传组近期编的《活页文选》,那里面选的全是近期报刊上评《水浒》的文章。
  朱向东问我手头有没有底稿,我说有。
  朱向东让我马上把稿子交给他,他交给校学报,马上刊用。
  消息不胚而走。无疑,我的名气比以前又膨胀了几倍。
  也就在这个时候,校领导朱向东亲自下令,让我参加了S大学校革命大批判小组。
  不少同学很羡慕我的“荣升”和被校方重用。有人说,能进到校革命大批判小组毕业留校是没有问题的。起初我也很得意,因为校革命大批判小组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可以说,被选中的人都是学校里拔尖儿的大笔杆子。但不久我就发现,我陷进了一个灾难的罗网之中。大批判组天天写的都是遵命文章,而且任务繁重,整天忙得晕头转向,焦头烂额。我想退出来,但又不好意思开口,怕说我不识抬举。此外,我对毕业能留校的传言多少有一点诱惑。
  校革命大批判小组负责人是校革委会宣传组组长仲少宜。仲少宜是S大学历史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后在历史系做了一段政治辅导员,后因她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批林批孔的大块儿文章,后来就被调进了校革委会宣传组,而且当了负责人。仲少宜不仅笔杆子过硬,模样也很出众,她身材适中,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大眼睛,团脸儿,戴茶色宽边眼镜,皮肤很白,说话声音又轻又甜。
  这个仲少宜对我很器重,我刚进革命大批判小组,她就让我起草一篇批宋江搞投降主义的文章。
  我硬着头皮答应了。我先是收集资料,记卡片,好在《水浒》原著我是熟悉的,查找起来很是方便。
  我大约用了十天的时间,就写出了一篇《宋江是个大叛徒》的文章,交给了仲少宜。
  仲少宜看后,又提了十多条意见,让我再修改。
  我的心里便有几分不快。我的时间都搭在这上了,还写不写小说?再说,有不少中外名著我还急等着要看呢。但又一想,我是刚刚被调进革命大批判小组的,不能跟头儿一开始就闹矛盾,所以,我忍着气说:
  “好吧,我再改一遍,啥时交给你?”
  “你尽量快点吧!”仲少直说,“越快越好。”
  我说:“好吧。”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喜欢写稿,不愿意改稿。一篇七千多字的稿子,我足足改了五天。
  这天夜十一点多了,我总算把改稿誊清抄出来了,但我忽然间发现文中引用的鲁迅的两段话似乎有不准确的地方,需要查证一下《鲁迅全集》。
  校革命大批判小组办公室的书架上就有一套《鲁迅全集》,我决定当晚去查一下,明天早晨上班就把稿子交给仲少宜。
  校革命大批判小组办公室设在校部四楼,一个阴森的拐角里。那时候校党委、革委会的各部门都有贪黑工作的习惯,说不上哪天就为“革命事业”而通宵达旦地开会,所以,校部的楼门有时关得就很晚。
  我差不多一口气爬上了四楼,沿走廊走到校革命大批判小组办公室门前,用钥匙打开了门锁,然后又开灯,灯光下的场面让我目瞪口呆。
  室内惟一的一张床上伏着一男一女。他们几乎是半裸着身子。
  我马上认出那一男一女是朱向东和我们的革命大批判小组负责人仲少宜。
  我不知为什么,说了一句“对不起”,马上转身就走,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再去查找《鲁迅全集》了。
  就在我走出校部大楼的时候,朱向东追上了我。
  朱向东那天没有穿军装,他穿了一件白衬衣,在路灯的辉映下,他的脸色很难看。
  这个朱向东在部队时是个副师长,四川人,家在重庆。在我们学校虽然当了三年多领导了,但仍是住独身。我早就听说他好“色”,专门在漂亮的女学员身上打主意,他的“猎物”手段并不高明,无非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的“俘虏”入党、提干,或者留校,或分配到好的单位去。我还听说,在他的身旁有“十大美人”,但也只是听说,实情并不掌握。所以,我听了一些有关他的一些“风流韵事”,也并不当真。但今天我知道了我的想法太幼稚……
  朱向东强颜为笑对我说:“卓夫,到我办公室,咱俩聊一会儿好吗?”
  “可以。”我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
  朱向东的办公室在二楼,是一个套间,里面那间是他的卧室,外面的一间是他的办公室。
  到办公室后,我隐约感觉到卧室里有人,忽然间想到有人说朱向东老父亲来看他来了。
  朱向东很客气地给我沏茶倒水,还给我拿出了一盘子花花绿绿的糖果。然后才说:
  “到革命大批判小组工作怎么样?”
  我说:“还可以,就是太忙了一点儿。”
  朱向东说:“忙点儿也有好处,你年轻,又有写作能力,好好锻炼锻炼,说心里话,我当时决定让你参加大批判组,就是想把你锻炼成一把好手,好好干吧,你是有前途的,再有一年,你们就毕业了,我准备把你留校。你如果不喜欢在学校干,想上北京,或去新华社、报社当记者做编辑都可以。总之,你毕业分配问题就包在我身上了。”
  我急忙说:“那我可先谢谢了,我喜欢当记者。”
  “那就当记者。”朱向东说,“等到分配时,我会让你满意的。”
  少顷,朱向东又说:“卓夫,你在同学中听到一些对我的舆论没有?”
  我说:“没有。”
  “是不是你听到了不说呀?”朱向东又让我吃糖,“我知道你这个人嘴很严,不该说的从来不多说一句,这好哇,嘴严点儿也好,免得惹麻烦。”
  我知道他这是暗示我给他保密。所以,我也就一语双关说:“朱书记你放心,我这张嘴是最保险的,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因为嘴没把门的惹过麻烦。”
  “好哇,好哇!”朱向东又说,“我相信你,相信你,否则,我也不会让你参加大批判组。”
  给他吃了定心丸后,我知道我该走了,于是就说:“朱书记,我走了,你休息吧。”
  朱向东说:“走好,走好。”
  回到寝室,我一直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晃着今晚上的奇遇场面,我知道,这件事情有可能给我带来一点儿好处,但也有可能带来坏处,但更多的还是要麻烦,朱向东手里有权,他不会轻易放过知道他隐私的人……我真的有些后悔,不该在夜十一点去查资料,但事情已经发生,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见到仲少宜时,我发现她的表情非常不自然,但我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把抄好的《宋江是个大叛徒》的稿子给了她。
  她草草地看了一遍,就说:“改得不错,改得不错。”
  恰巧在这天,我写的那篇《试论〈水浒〉一书中一百零八人的阶级成分和上梁山的思想动机》一文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整整发了第三版一整版。
  仲少宜看后恭维我说:“你的文笔真不错,以前,我还以为你只会写小说呢!”
  我说:“我可不行,那是练笔写着玩的。”
  仲少宜说:“能不能把你发的小说给咱找来几篇看看?”
  我说:“可以,欢迎批评指正。”
  下午,我就给她带来了发表的《参王》等几篇小说,还有几篇省报副刊发表的散文。
  隔了一天,下午要下班的时候,仲少宜让我晚上到她的住处去。
  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估计她是有话跟我说。
  吃过晚饭,我就按仲少宜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青年一舍四楼四一三号寝室。那个楼裹住的大多数是青年教师,三个人一个房间。但也有住户,一家占一个房间。
  仲少宜算是自己占据一个寝室,因为另外两名女教师都开门办学去了。
  仲少宜非常热情,给我端出来一盘子梨和苹果,我估计她是特意给我买的。
  我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就毫不客气地吃梨,吃苹果。
  仲少宜让我坐在她的床上,她搬过一张木椅,坐在我的对面。
  仲少宜说:“你交给我的《参王》等几篇小说、散文我看过了,写得相当不错。”
  我谦虚地说:“你过奖了,我那几篇东西写得不咋样。”仲少宜说,“真的,我这个人不会恭维,你写得真不错,我准备给你写一篇评论,你能不能跟我谈谈你写小说的体会,尤其是写《参王》的前后过程。”
  我见她是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也就不得不对她讲了一些写《参王》时的所思所想和一些创作体会。
  我唠唠叨叨地讲,她一丝不苟地记。
  完了,她告诉我,评论写好后,就在学报发,她还告诉我,我写的那篇《宋江是个大叛徒》也在学报发,发表时由我个人署名。
  我说,最好还是用校革命大批判小组署名。
  她说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就不署集体的名字了。她还说《宋江是个大叛徒》的标题白了一点儿,应该换一个再含蓄一点儿的。
  我想了想说:“那就换成《揭开宋江的叛徒嘴脸》吧。”
  她说:“这个标题还不错。”
  这时,我见天太晚了,就起身要走。
  仲少宜说:“忙什么,再坐一会儿。”
  我撒谎说:“我正在赶抄一篇小说稿。”
  仲少宜说:“你可要注意身体,这样拼命会累垮的。”她又问我学生食堂现在的伙食好不好?
  我说:“不好,总吃玉米面发糕。”
  仲少宜说:“哪天有时间,你上我这儿来,我给你改善一下伙食。”
  我说:“不必了,你这儿做饭也不方便。”
  仲少宜说:“我这儿有煤油炉,炒菜还是蛮快的。”
  我说:“谢谢。”然后,我就走了。

  想不到的是,三天后的下午,仲少宜真的对我说:“卓夫,晚饭上我那儿吃去,我给你改善一下伙食。”
  我知道她请我吃饭的用心所在,所以就不敢推托,晚饭时准时赴约。
  仲少宜很高兴,她给我弄了一个清炖鸡,还买了两听鱼罐头,两瓶红葡萄酒。
  她弄的几样菜,我都挺喜欢,所以也就不客气地吃喝起来。
  仲少宜频频向我敬酒,我坚持同她碰杯。
  看得出,她不太盛酒量,我们一起干了五小杯,她的脸上就燃起了两片火烧云。
  一瓶红葡萄酒喝光,她又启开另一瓶。
  我说:“仲老师,别喝了。”
  她说:“你以后别叫我老师,咱们的年龄都相仿,再说,咱们现在也算在一起工作。”
  我说:“老师就是老师,叫习惯了,我不好意思叫你的名。”
  她说:“有啥不好意思的,咱们都是同志嘛,也可以说是同学,我不就是比你们早毕业两年吗。”
  也许是酒精起了作用,要不就是她借酒力有意跟我套近乎,她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的身世和经历。
  她告诉我她家在上海,父亲是一家晚报编辑,因和吴晗、邓拓有书信来往,又在邓拓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杂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挨批斗了,后来,由于经不住造反派的百般折磨,在一天晚上自个儿跳黄浦江自杀了,母亲闻信就精神失常了,最后,也一头扎进了黄浦江……这样,家里就只剩下她跟弟弟仲少全。一九六八年十月,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弟弟去了北大荒兵团,她则到了东北一个偏远山区的集体户插队。就在她下乡的第二年春天,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把她奸污了。后来,也就是一九七○年秋天,大学第一次从工农兵中招收学员,那位造反派头头把她送进了S大学历史系读书。想不到的是,她留校后,因为发表了几篇文章,引起了校领导朱向东的注意,一个电话,把她调到了校革委会宣传组。后来就……说着,说着,仲少宜就哭开了。
  她边哭边说:“卓夫,我的经历都跟你说了,你肯定会瞧不起我,可是,我不说,你会更瞧不起我……我……我这一辈子也洗不清我身上的污点了……呜……呜……”
  说心里话,知道了她的身世后,我丝毫没有小瞧她的意思,只觉得她太可怜,命运太惨了!
  我说:“少宜,你别太难过了,事情都过去了,难过又有什么用?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好自为之吧。”我叫她“少宜”的目的,是想让她感觉到亲切一点儿。
  这句“少宜”果然让她轻松了许多,她擦了一下眼角上的泪说:“卓夫,谁也不知道我心灵上的伤痕有多深,这些事,我能跟谁说去?命运送给我的十字架,只得我一个人背着。”说着,她又给我满上了一杯葡萄酒,自己也满上了一杯,“喝酒!”
  她一饮而尽。
  我也跟着干了一杯。
  她用筷子撕下一块鸡胸脯让我吃,我给她夹了一只鸡大腿。
  唉,真是家家都有难唱曲,人人都有糟心事。仲少宜如果不自我介绍,哪里会晓得她有那么多的不幸呢?在不少人的眼里,她是幸运者的象征,大学毕业留校,又写得一手好文章,闻名全省的大笔杆子,想不到,内心却有那么深的伤痛,看人可不能看表面。
  突然间,停电了,室内一片漆黑。
  我忙问:“有蜡吗?”
  她说:“没,没有。”
  我说:“那我该走了。”
  她说:“走廊里黑黑的,你咋走,等等,一会儿电就来了。”说着,她轻轻地移过了身子,猛地扑到我的怀里。
  我感觉到了她的身子在抖颤,两手像铁钳一样勾住了我的脖子。
  一时,我很激动,但最后还是嗫嚅地说:“仲老师,少宜,别,别这样。”
  她噜咽着说:“卓夫,我……我喜欢你。”
  也许她说的是心里话,但我却觉得这有可能是个阴谋,最起码于那晚上的事情有关连,所以,我还是冷静地把她从怀里推开了。我怕她不好意思,就没有马上走开,不得不违心说:
  “少宜,请原谅我,我是尊敬你的。”
  她仍抽泣着说:“你走吧,对不起,都怪我一时不理智,卓夫,将来,也许有一天,你会理解我今晚的冒昧冲动……”
  我还想说点儿什么,但是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话,所以,我摸着黑,默默离去。

  有一天,班长庄则生把一篇题为《宋江架空晁盖之后》的三千多字的短文给我看,让我帮助润色一下。我看后,觉得基础不错,只是段与段之间衔接不太紧密,开头结尾照应差一点儿,也就不客气地提笔修改了一遍,然后,我让他自己誊清,又交给我,由我交给校学报编辑陆一亭,正赶上当期的学报有一篇小稿出了点问题,被领导拿下,庄则生的这一篇就补了空缺,在极短的几天内就发表出来了。
  《宋江架空晁盖之后》是庄则生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诸于铅字正式发表的文章,虽然不给作者稿费,但庄则生要的是在同学之中的影响,所以,他相当兴奋。他找我非要去校外的小酒馆去喝一顿,我知道他目的是在于答谢我。我坚持不去,他说不去不行,后来便生拖硬拽,我看实在拗不过去了,就依了他。
  事有凑巧,我跟庄则生在小酒馆里刚刚吃完结账的时候,梅洁带着一位英俊漂亮的小伙子走进了酒馆。
  梅洁看见了我们俩先是一愣,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打哈哈说:“哎哟,你们吃完了,还吃点儿不?咱们一块儿来?”
  庄则生说:“不,不,我们吃完了。”
  我跟庄则生都怕影响梅洁跟那位小伙子用餐,所以,以最快的速度结完账,然后就告辞了,梅洁从始至终没有向我跟庄则生介绍那位小伙子的姓名。
  走出小酒馆,我的心里就犯嘀咕,跟梅洁在一起的那位漂亮的小伙子是谁呢?看他的行为举止,很像个在校读书的工农兵学员,但他是本校的,还是外学校的呢?是梅洁的老乡、同学,还是新结识的朋友呢?看那小伙子的外表,虽然没有欧阳明那样强健魁梧,但就凭他那适中的个头儿,宽阔的额头,挺拔的鼻子和一张白白净净的国字脸,还有那一双似笑非笑的大眼睛就足能让女孩子喜欢了。再看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肯定是能说会道的主儿,我但愿他是梅洁的老乡,或者是老同学,千万别是在学校新结识的朋友。因为是老乡,或者是同学,两个人在一起吃吃饭,喝点儿酒,就不一定有特殊感情,如果是上学后才认识的,双方就有相互倾慕的危险。说心里话,自从入学后,我一直最担心的是梅洁跟其他男同学靠近,或者是其他男同学穷追梅洁,我无时不在观察梅洁在交友方面的新动向。还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未发现梅洁对哪个男同学最好,惟有康健经常讨好梅洁,但梅洁并不买他的账。但最近一个阶段,开展评《水浒》后,我参加了学校的革命大批判小组,整天忙于写批判文章,跟梅洁接触少了,想不到在梅洁身边又冒出来这么一位小伙子,真真地让我放心不下。
  晚上八点五十分,在寝室闭灯之前,我去六○三女寝室,敲门后对罗兰说想借针线用用,实际上我想看看梅洁回来没有。梅洁没有回寝室。我的胸口顿时像压上了一盘石磨,问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事情不妙,这说明梅洁跟那小伙子还在一块儿聊天。我接过罗兰给我的针线包后像喝醉了酒似的头重脚轻地回到了我住的寝室。我衣服都懒得脱,躺在床上,只感觉从头到脚,包括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像被醋精搓洗过一遍一样,哪儿都犯酸。不行,我明天一定要找梅诘问清楚,那位小伙子是哪儿的?啥时候认识的?但又一想,即使问清楚了又能怎样?如果梅洁直截了当地说,那小伙子就是她处的对象,我也是无可奈何。梅洁跟我的关系毕竟只是要好的同学,跟郑重其事处对象还有一段距离。唉,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很多事情都不好办。话又说回来,即使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一旦有了新朋友,提出终止恋爱关系,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想到这我就更睡不着觉了。夜里失眠,早晨起来便头昏脑胀,我忘了昨天仲少宜告诉我的今天上午到校部会议室开会的事,糊里糊涂地到系里第一大教室去听课。刚坐下不到一刻钟,年级辅导员便把我叫了出去,告诉我仲少宜给系里来电话了,让我马上去开会。我这时才记起了开会的事。
  会议由仲少宜主持,但校领导朱向东也出席了会议。到会的人我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仲少宜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便是朱向东讲话。
  朱向东说:“今天把诸位请来,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学校准备成立一个评《水浒》报告团,请来的你们这几位,都是咱们报告团的成员,你们当中有工人,有农民,也有解放军战士,还有工农兵学员,可以这样讲,在座的各位,除了我以外,你们在省以上报刊都发表过评论《水浒》的文章,我的想法是你们一个人讲一个题目,各有侧重,散会后,咱们集中准备一下讲稿,具体由仲少直负责,讲稿准备好,咱们报告团就开始行动,第一站是向阳七二一农民大学,然后再回到学校讲,我跟几个大厂矿和部队也联系了,可以连续讲十天半个月的,咱们要大造声势,把评《水浒》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我说完了,少宜同志,你看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仲少宜说:“我没啥说的了,我只补充一句话,各位这几天要辛苦一点儿,把讲稿写好,一会儿咱们都去校招待所,每个人包一个房间,资料和稿纸我都给你们带去。”
  由于我忙于学校组织的工农兵评《水浒》报告团的工作,我就把调查跟梅洁一起喝酒的那位小伙子的事搁在了一边。但半个月后,评《水浒》报告团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心里又琢磨起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小伙子,我有意向六○三女寝室的人刺探情况。
  罗兰告诉我,那个小伙子差不多隔一两个晚上就来六○三寝室找梅洁。小伙子一来,梅洁就跟那位小伙子出去。听那位小伙子自我介绍,他是外语系的,也是七三级的,叫郝明心。
  于是,我就神差鬼使地去外语系找我的一位小老乡,去询问郝明心的一些情况。我的那位小老乡告诉我,郝明心上大学前是北京知青,下乡在内蒙古大草原,这个人很聪明,多才多艺,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打乒乓球、篮球,尤其是外语水平在全外语系也是数一数二的,入学前,他就能看原版的英文小说。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跟漂亮的女学员交往。不用再多了解了,就凭小老乡给我介绍的这些只鳞片爪,我就知道,我是撞上对手了。我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条件跟郝明心做了比较:郝明心家在北京,我家在乡下的山沟里;郝明心的父亲是北京某部的司局级国家干部,而我的父亲是大字不识的农民;郝明心精通一门外语,而我初中时没学过外语,到S大学后从零起点学俄语,虽下了功夫,但成果不大;郝明心文体样样出色,而我文体方面一样也不行;还有更主要的是郝明心的容貌比我漂亮,若说我比郝明心能强一点儿的就是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通过这一比较,我的心里就更没有底了,但愿梅洁跟郝明心的交往是一般性的朋友往来。不过,从种种迹象表明,又不像是普通的朋友往来,因为他们两个的接触很频繁,而且梅洁基本上是不再找我,每天除了在课堂上和会场上能见到她的影子,其余时间根本就无法找到她。不用更多的分析和猜测,梅洁跟郝明心的接触肯定是有内容,如果我的推测准确无误,那么,我对梅洁的那一种始终没有说出口的愿望就成了泡影……越是这样想,我就越想弄个水落石出。梅洁和郝明心约会时,我开始有目的的在暗中盯梢,我知道这样做,在品格上有点儿下流、卑鄙,但我无法控制我自已被惆怅、苦闷和妒嫉掀起的无法平静的情绪。
  周日,早饭后,我便躲在水池子里,一边洗衣服,一边用眼睛瞄着楼外能走向我们宿舍楼的雨路。不一会儿,郝明心便走进了我的视野。今天他换了装束,身穿深蓝色运动服,他脚步稳健,打着口哨,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估计他是来找梅洁。我急忙把衣服拧净水,然后端回寝室,当梅洁和郝明心的身影出现在楼外的雨路上时,我便下楼远远地跟踪。郝明心跟梅洁向校体育馆方向走去,我仍远远地跟着。这时,我想到了我有点像电影中专门盯梢的特务,便觉得一阵阵脸红心跳,但莫名其妙的情绪又逼迫我非跟踪不可。
  梅洁跟郝明心走进了体育馆。我在日常除上体育课外,还一次也没有在课余的时间里到这里来玩。
  郝明心跟梅洁在一张空闲的乒乓球台前站下了,郝明心从背兜里取出乒乓球拍和乒乓球,然后两个人便投入了紧张的对打之中。
  我潜伏在体育馆北侧的窗口,小心翼翼地注视着郝明心和梅洁连续打了三场,始终没看出有什么异常之处,也就放弃了当天的盯梢。无精打采地回到寝室后,再也提不起一点儿心情去阅览室或教室看书或写稿,我少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整个身心像失去了主宰一样轻飘飘地在阒无人迹的秋天衰落的荒野上飘浮……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就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忽地跳下床,又下意识地去了体育馆。然而,整个体育馆内已经不见了梅洁和郝明心的身影。我这时才后悔,我回寝室这一段时间又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大错误。我急匆匆地回到宿舍大楼,然后是不顾一切地去敲六○三女寝室的门,室内人告诉我梅洁不在。于是,我又去校园附近的几家饭店,但均不见郝明心和梅洁的踪影。晚饭的时间过了,但我没有一点儿食欲。我漫无目标地在南湖畔边巡视了一圈,仍是一无所获。这个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虽然已经感觉到了有点儿疲倦,但我还不想回去休息。我又去了麒麟公园,我像一个侦察兵似的,在一片片树丛和亭台楼阁中悄悄地搜索。我想,郝明心和梅洁如果在公园里,两个人一定要说话,他们两个一说话,我就能听出他们的声音。
  果然不出我所料,在不远的前方,我听到了梅洁爽朗的笑声。这是世界上我最喜欢听到的笑声,每每听到这笑声,我的心灵就荡起幸福的涟漪,然而今天这笑声却像锐利的针尖在刺痛我的心。我循声摸索着走了过去。我终于看到了一对模糊的身影在一座人工堆砌成的假山凉亭上矗立着。这时我才听明白,两个人是在用英语对话。他们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躲在一棵大柳树的后面,想看一下那两个矗立在凉亭上的黑影是否会拥抱在一起接吻,或做出更过格的事情来,但我瞪疼了两只眼睛,看了一个多小时,脖子都累酸了,腿也站疼了,一直没有发现那两个黑影有什么过分的行为。后来,他们一前一后走下了假山,又并排着往麒麟公园的大门走去,我隐约感到,他们俩在手拉着手,我周身热血顿时沸腾起来,只觉得浑身像有火炉烤着似的燥热,我真想走上前去,当头一拳把郝明心打倒,但理智又告诉我,要冷静,千万不能那样做……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我有意疏远梅洁,无论是去课堂上课,还是在食堂,尽量离她远一点儿,有时即使迎面碰上,也只是简单地点一点头。我想,你梅洁既然有了心上人,我还凑那个热闹干什么。心是这样想,但在见不到梅洁的财候,心里还是想她,这时,我就恨自己不争气,人家对你没那个意思,你为什么对人家那么痴情?我几次都想找梅洁谈谈,问清她跟郝明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可是,一直鼓不起那个勇气。
  失眠和沮丧的日子在痛苦的煎熬中一天天逝去。我发现梅洁跟郝明心的来往越来越少了,后来,几乎是没有来往了。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我又去找外语系的那位小老乡刺探情况。小老乡给我提供的信息,足能让我买上一卡车鞭炮,然后再敲锣打鼓地庆祝上一个通宵,原来是郝明心最近又喜欢上我们临近F大学的一位“枝花”,俩人正打得火热。我真想找到那位“枝花”,请她去南湖大饭店好好喝几杯,衷心地向她表示谢意。
  没有了郝明心那小子的干扰,梅洁跟我的接触又多了起来,有意思的是我们俩像事先有了君子协定似的谁也没有提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俩来往太少的原因。似乎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似乎我们俩都刚刚从长长的梦境中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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