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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各一封信，文字不长，中心内容，与给吴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们能“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将给予优厚待遇。以上三封信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60，5~7页。
紧接着，清太宗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限于篇幅，这些信的内容不便一一引述，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六十。我们还从其他记载中看到吴三桂的好友，如汉官邓长春见《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46页。、陈邦选、姜新等人见《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5~86页。，也与张存仁等先后分别“致明宁远总兵书”，不用说，他们也是“遵旨”而写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亲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长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旋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他所依靠的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祖氏满门，包括祖大寿等三个舅父，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降，还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为依赖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权，“俱臣服于此”，“明国岂有不疑”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实不可得。这就是，鉴于三桂的亲属皆降清，崇祯不会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其次，松山大战时，三桂“在阵逃出，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三桂独存，“罪将安归”？不惟富贵不能“举保”，连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他们警告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第三，三桂在军事上已遭惨重损失，现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无他。三桂的宗族亲朋都认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亲属和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谓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谓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谓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三桂的亲属与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是崇德七年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三桂的亲属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哥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清太宗实录》，卷63，15页。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三桂发出了劝降信，写道：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图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三桂。祖大寿的信是这样写的：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承畴）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
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而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以上两信全文见《清太宗实录》，卷63，16~17页。
清太宗与祖大寿的信，送去宁远，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不久，十一月初，吴三桂以实际行动做了回答；这就是继续与清军对抗。据多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72匹、甲37副、弓39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清太宗实录》，卷63，27页。由此看来，三桂仍无降意。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县）最为上策。他认为“彼（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清太宗实录》，卷64，2~3页。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降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三桂的基本态度。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实录》，卷64，5页。清太宗读了信，概括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这就是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佚名：《明亡述略》序。以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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