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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入卫京师不成，返回山海关屯驻。他焦灼、苦闷；往事、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自投身行伍以来，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农民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
此不堪一击！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昨天，他还是堂堂的总兵官、平西伯，而今天，君王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臣。他又想到自己的家，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生死未明，吉凶未卜。一阵阵悬念而产生的隐忧撕扯着他的心。他这时才感到自己真成了一个无国无家之人。他想到这里，不禁茫然，悲从中来。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想到死，不会以身殉国。要知道，他才33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他还是一军的统帅，掌握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其中有三千余人还是他吴氏的子弟兵，凭借这个资本，他自信还会有作为的。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投农民军吗？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三桂正处在明清政权换代的十字路口，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两条路，他必须做出选择，寻找出路。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三桂估量了各方面的力量，权衡利害得失，还是采取了静观形势变化的态度。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他觉得此着不失为万全而保险之计。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暂不采取任何行动，重要的是，等待时机。
果如所料，吴三桂选择的时刻很快来到。这就是李自成主动向三桂采取行动，向他发出了招抚的信息。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钱：《甲申传信录》，“借兵复仇”，卷8，139页。，这引起了李自成的注意，他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滦州（河北滦县），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唐、白的进攻没有得逞，被三桂击败，退回北京，三桂也没有追击，仍驻师关上。李自成最担心的是，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何去何从，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他深知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山海关距北京七百里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近在咫尺。因此，三桂进，可威胁北京；退，可凭山海之险固守；逃，可举足即至清兵营中。如若两者联合起来，将置农民军于险境。李自成想到三桂及其辽兵的存在，寝食不安。有一次，他带着忧虑的心情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说，“山（西）陕（西）、河南、荆襄（湖北）已在掌握之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孙旭：《平吴录》，参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吴三桂始末”，卷5。如何解决山海关的问题，只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用武力夺取，直至彻底消灭吴部；二是和平招抚，避免流血战斗，这对农民军最为有利。他的心腹谋士顾君恩献计说：“闻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无虑，宜储饷练兵以待之。”自成赞成他的意见：“吾亦以此为虑耳。”《甲申朝事小纪》，“李自成始末”，卷3。但自成不想动用军事力量，争取政治解决。此举堪称明智。这一解决办法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象征明政权的北京被占领，亦宣告它的统治垮台，人心向着大顺政权，已是大势所趋，原明将吏非降即死，三桂不能自存，也势必走投降这条路。李自成以为招降吴三桂是很有把握的。
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农民军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召见从狱中放出原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等人。他在明与清松山决战中负有战败之责，被捕下狱，这时他极力申诉自己的督战之功，并表示投降农民军。李自成当即授他为山海关防御史杨士聪：《甲申核真略》，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其目的是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三桂称张为“老师”，关系密切，有助于劝降。此人后来经三桂介绍，投降了清朝。《甲申核真略》，35页。这说明三桂对待他是很友好的，而由他出面劝降，对三桂一度欲降农民军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自成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对他施加影响。《甲申传信录》，“借兵复仇”，卷8。
接着，三月底，李自成派唐通率所部，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平寇志》，卷10，228页。
三桂的父亲在北京已被农民军逮捕，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其来降，信全文如下：
汝以皇恩特简耑阃，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令，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尔徒饰军容，巽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僇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耳，尔殆有疑（赵）括也。《流寇志》，卷11，《国榷》，卷100，《明季北略》，卷20等书均载此信全文，字句略有出入。此据《国榷》之文照录。
世传此信出自牛金星的手笔。观其信的口气，大加训示三桂，博引典故，极力劝诱投降，完全表达了李自成劝降之深意。如父子间通话，似不至如此写法。看来，此信为牛金星所写应是可信的。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以取信三桂。
吴襄掌握在农民军手中，对劝降三桂起了直接作用。在授意唐通和吴襄劝降三桂前后，李自成还曾派原明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政府尚书的王则尧等不断进行劝降的活动。以巡抚
李甲和兵备道陈乙为使，“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甲申朝事小记》，“吴三桂始末”，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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