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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李自成调集大队兵马，督率诸将，要与吴三桂决一死战。在阵前，自成厉声高呼：“今日亲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吴逆始末记》。他指的是三桂不许借助清兵，与他决一胜负，才是真本领。三桂根本不予理睬，指挥吴军冲阵，清将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德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参加战斗。《清世祖实录》，卷5，9页。双方纵兵大战，从上午一直激战到傍晚，互有杀伤。忽然，东风大作，黄沙蔽天，农民军阵中旗帜或被刮倒，或被折断。自成感到难以取胜，担心农民军久战有失，急下令收兵，撤离战场
。当他正要回营，一流矢飞来，恰射中他的肋下（一说中其肩），从马上跌落下来，护卫及诸将忙把他救起，奋力疾驰还营。关于李自成受箭伤，详见《国榷》，卷101，6087页；《流寇志》，卷13，196页；《明史·李自成传》，卷309；《明史纪事本末》，卷58等书，还有《李闯小史》载一份南明奏折中提到从“闯营”逃出的一名兽医张奎明，也证实自成“肋下中箭”。《庭闻录》及《虎口余生记》不载受伤事。清、吴军也已力竭，没有追赶，返回营地休息。
这天，农民军陆续撤出真定，据当时在城外目睹实况的边大绶写道：“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虎口余生记》，30页。李自成受伤后，没有进城，暂驻玉皇阁，正要吃饭，听说吴三桂的追兵将到，就顾不得吃饭，拔营西走，《庭闻录》，卷1。《虎口余生记》：自成“不进城，在关帝庙吃中火即行。”将携带不方便的辎重都烧毁，轻装疾驰。他们经获鹿（今仍名）、井陉，于六日出固关，退入山西境内。《虎口余生记》，31页。
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曾以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了浩大的革命浪潮，势如万马奔腾，迅猛异常，把明朝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吞没于浪潮之中。不幸的是，它遭遇到了吴三桂与清军这两块巨大的顽石，经几次猛烈撞击之后，浪潮终于悄然而疾速地退去了。定州、真定两大战役，农民军受到重创，更加速了它的退却。随着农民军主力和自成本人退出河北，京师以北，居庸关内外各城，以及天津、真定等处都投降了清朝。《清世祖实录》，卷5，9页。但是，李自成不会就此甘心失败，他要重整旗鼓，掀起新的波涛，向他的仇人吴三桂和其主子清朝统治者发起新的冲击！他进入山西境内，先屯平阳（山西临汾），布置兵力，分守山西各战略要地，堵截追兵，不得入山西。然后，他北上太原，回到西安，重新筹划他的恢复计划。《虎口余生记》，31页。
且说吴三桂，在真定一战大获全胜，让将士们略作休息，又传令进军，尾随农民军之后，跟踪追击。五月七日，当农民军已过平定州西的时候，追兵已到核桃园（固关北侧），直抵固关前。李自成调后营人马返回关上防守。《虎口余生记》，31页。此关居山西与河北之间，为一战略要地，易守难攻。吴军与清军自山海关至固关，长驱数千里，不间断地行军，常常是昼夜兼程，据朝鲜人报道：“自北京至保定府凡七日程（此为朝鲜人的计程方法），八王（阿济格）疾驰三日才及于保定，马困人疲，不能远逐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5页。特别是在途中，屡经激战，更是形神皆疲，在险关面前，不堪再战，急需休整。吴三桂到此决定班师。
五月十二日，吴三桂与英亲王阿济格等出征将领还京。多尔衮派大学士范文程等出城迎接慰劳。入城后，即谒见多尔衮。《清世祖实录》，卷5，70页。
吴三桂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借助清兵的支持，连续击败农民军，夺取了京师，将农民军主力驱逐出河北，巩固了京畿地区，为清朝统一全国取得了牢固的立足之地。三桂及其将士的这一功绩，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三桂在给兵部的文件中详述他和他的主要将领的功绩，写道：
本藩忠义激昂，誓不与贼俱生，父母身家举置度外，不待言矣。仍多方鼓舞联络，幸辽镇文武官兵同心僇（努）力倡之于前，而关门各将士并能协和鼓励应之于后。四月二十一、二两日战，守者均矢肝脑涂地之心，用能催坚破垒，净扫妖气。此一役也，立肇造大定之基，揆厥勋劳，原非浅鲜……
文件还具体提到立有大功的将领的事迹，如总兵何进忠，“捐驱突阵，血功特懋”；再如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参将孙文焕“效力最多”；还如监记同知童逵行、陈全国“摧锋借箸，以文史而兼武弁之劳，其功更难泯灭”；再有游击鲁登，副将陈时登、夏登仕、胡亮“保关御寇，宣力并著”，特别是夏登仕、胡亮“当关门抚道投贼求生之时，独能同仇战守，忠义可喜”。这四个人“智勇兼资，俱属有用之材”。这些有功人员，有的“格外酬异”，有的“优加京衔”，有的“破格升赏”，有的“优补”重要官职。《庭闻录》，卷1。
在另一份文件中，就山海关与真定（或为庆都）两大战役作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家应天顺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间，率土来王，已成车书一统之治。揆厥始基，实肇造于关门之一战，而庆都（或为真定）之追剿，独暑星驰，摧锋陷阵亦不可泯之劳勋。”
吴三桂“已叨王爵”，请求给他的有功将吏晋级赐赏。三桂说：
查辽镇文武将吏诸生千有余员，其间有同谋归命者，有远请王师者，有当先迎驾者，有陷阵前登者，有效死守堞者，又有以一人而兼数劳者，虽功有大小，秩有崇卑，其归命投诚以宣力于朝廷，策勋于开创，则一也。……查当日同谋归命，又兼督战守者则同知童逵行也，前册另款开列矣。又，远请王师兼任战守者则副将杨珅、郭云龙、孙文焕也，前册亦另款
开列矣。此前，册开之总兵、副将、参、游、都、守等二百四十八员，同知、参谋三员，则皆顺天归命，先登血战，应居首功者也。至云某月日，某地战守，此在摄政王（多尔衮）目击，亦贵部之所心悉，本藩（三桂自称）不敢赘陈琐屑……
当日明祚斩绝，本藩总统两镇，值人心皇皇，靡定之秋，其与本藩同肝胆而归顺清朝，舍性命而悍御逆闯，倘非动以望外之功名，万不能有济。今追溯成功之机，全赖此著。本藩又不得不申说明白，仰邀同仁之视也。总之，关门、庆都之役，人人用命，战系实战，功系实功，既开首功，又与寻常战守之功大有区别。破格升袭，赏一劝百，关系重大。贵部必能见及于此矣。……
吴三桂力陈他的将吏功勋卓著，为他们邀功请赏，连续上奏疏，编定文武清册两本，要求按功劳“撰给敕书者，即与世袭敕书；文职应超等擢用者，即与转咨吏部超等擢用”《庭闻录》，卷1。。
清朝正当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并需进一步向全国发展之际，多尔衮比谁都需要三桂及原明将吏的合作与支持。因此，他加意笼络吴三桂和他的将士，招降更多的汉官参加清政权，举凡所请，绝大部分都予满足，这使他们感恩于清朝，拼命效力，更踊跃于前。这些，都不在话下。
对于吴三桂来说，爵位已至王位，为人臣之限，无以复加。他所希望的是，给他一块封地。他选择了齐鲁，打算向多尔衮提出这个要求。齐鲁（山东）地区为南北适中之地，历史源远流长，物阜民厚。西周时，周公旦封此；春秋时，有齐桓公称霸。三桂大概想作周公旦，或有朝一日成齐桓公的霸业吧！他的这一企图，是方大猷传出来的。方大猷原任蓟州监军，随三桂一起降清。三桂令他暂驻通州，他于五月一日、二日间入京。这就是说，他是随同三桂一起到了北京的。三桂南下追击农民军，方大猷没有参与这一军事行动，仍驻守通州。七日，他曾护送他的老师杨士聪出京，经通州，在方家小住数日，至十一日，他又进京，次日即十二日，见到了刚返回京城的三桂。十四日，他离京回通州。第二天，他送别杨士聪南下。三桂求封齐鲁的事，就是他在自己家中向杨士聪透露的。他还说，三桂“切嘱抚镇属各武官不得散往他处”，在批准封地齐鲁后，打算“悉用旧人”。《甲申核真略》，40~41页。据杨士聪记载，方大猷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五月七日。显然，三桂于南下追剿农民军前，向方大猷等人透露了自己的这一想法。杨与方是师生关系，自然无话不谈。方提供的这个情况颇重要。大抵三桂估计时局，只要彻底打败农民军，大功就算告成，南北即可议和，划黄河为界，他则居两国之间，可收南北之利。这便联系到三桂与多尔衮在山海关前威远台谈判时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大概不是子虚乌有之事！
不过，三桂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没有实现。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当时，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根本无意给三桂封地。他给自己的将吏请功邀赏，多尔衮都予满足，而给三桂赏赐也相当丰厚，却闭口不谈“裂土”封藩。在他看来，清朝仅得到京畿地区，大局还不稳固，而且无地可封，所以此时封藩为时尚早。三桂也算识趣，他观察多尔衮意向，也就绝口不提封藩的要求。他最终封藩云南，那是数年以后的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三桂回京后的活动，史无记载，大概是闲住京师，与士卒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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