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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入据北京不久，即决策迁都。顺治元年九月十九日，福临世祖皇帝正式迁入北京。在多尔衮为首的满汉百官的请求下，于十月初一日，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清迁都与顺治即位之举，开辟了清史的新纪元。《清世祖实录》，卷9，1页。
十月十三日，顺治封赏满汉诸王，开盛宴庆贺。吴三桂以功勋特大，位列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异姓诸王之首，封赏优厚，为孔、耿、尚所不及。特赐平
西王册印、白金万两、鞍马一匹、不带鞍之马两匹。其册文曰：
朕闻有一代应运之君，必有一代翊运之臣，结以复心，共襄大业。是以尊贤用能，崇功尚德，乃国家之大典。乘机构会，达变通权，乃明哲之芳踪。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
咨尔平西伯吴三桂，洞识天时，当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统兵西征之际，尔即擒流贼说士，遣官归命军前。迨王师式临，开关迎入，又随叔父摄政王破贼兵二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特授以册印，封为平西王，尔其益励忠勤，屏藩王室。钦哉无！《清世祖实录》，卷10，7页。
山海关战役一结束，多尔衮履行诺言，口头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到这时，由顺治钦命，授以册印，才算正式封王。
此时，清朝已在京畿站稳了脚跟，但面临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它在山海关的一场决战决胜，为它统一全国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可是，李自成并没有被彻底击败，他退入山西，还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张献忠已夺占了四川，眼前尚构不成威胁，从长远来说，也是清的一个劲敌。清已拒绝了南明的议和，正如史可法指出的：“今日之计，和不成；惟有战。”《国榷》，卷104，6175页。这已成为不可避免。论地盘，物力与军力，南明都不容忽视。与李自成农民军和南明进行较量、争夺，乃是多尔衮所考虑的战略目标。他没有陶醉于山海关决战的胜利声中，也不以轻易取得北京而心满意足。他曾派人向随军进京的朝鲜凤林大君传达他的志向：“既得中原，势将混一，自此事无可疑。”他要得到的是整个中国！朝鲜《仁祖实录》七，仁祖二十三年正月庚戌。
早在六月下旬，顺天巡抚柳寅东曾建议西征李自成农民军。他说：“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李自成）。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延绥、宁夏、甘肃），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四川）、汉（中）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多尔衮“是其言”，赞赏他的见解。《清世祖实录》，卷5，19页。八月初一日，招抚山西、应袭恭顺侯吴惟华又“陈征西五策”，把柳寅东的意见进一步具体化。主要有：第一，“发重兵出关，全力驱剿”，山西“指日可平”；第二，应派吴三桂、洪承畴率兵出征。吴“与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洪“素为三秦将吏所服”。朝廷专命二臣，统旅西征，则三秦军民，畏威怀德，扑灭贼焰，可计时而待。第三，在战略战术上，应兵分两路渡河，一路趋蒲、津（蒲州、河津，均在山西），与农民军相持；一路从保德（山西保德），即由延安、澄城、郃阳（均在陕西，今仍名）等处，直捣腹心。当农民军内溃时，清兵可飞渡蒲、津，长驱大进。第四，当两路军渡黄河时，同时发精兵数万，并调长城口北卜套各属蒙古兵，先期由边外渡河套，自延、宁接界入口，从长安（即西安）西路截击，会兵关中，则“三秦”望风震动，并可断农民军西奔之路。《清世祖实录》，卷7，2~3页。多尔衮对此表示赞成。
他们的建议，为多尔衮征剿农民军提供了重要参考。不久，他决策西征的战略大体是在他们的建议基础之上制定的。就在吴惟华建议时，多尔衮已于上月末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从山东移师，会同固山额真叶臣部出征山西。《清世祖实录》，卷6，2页。李自成在山西，没有组织抵抗，很快放弃了山西，使清军一到，即奏克捷。截至八月，清已领有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及河南部分地盘。
多尔衮及时把握形势，牢牢掌握主动权，他不想给农民军和南明以喘息的时间，迅速作出新的决策：分兵两路，南北出击，对李自成农民军与南明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击。
十月十九日，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领将士出征陕西，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目标直指李自成建都的西安。命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所部从征。《清世祖实录》，卷10，10页；《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卷234，“尚可喜传”。多尔衮让吴三桂参加此次军事行动，正是吴惟华所建议的，利用他与李自成的杀亲灭族的不共戴天之仇，会更加用力征剿。
同时，多尔衮决定二十五日出兵江南，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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