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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孙可望已与他的义兄弟李定国发生火拼，永历政权内部分崩离析，已遭到严重削弱。当年，他俩被张献忠收为义子，改姓张。还有艾能奇、刘文秀也被张认作义子。可望善揣度献忠的心意，办事机警，深受献忠喜欢，列为长子。后来，献忠封可望为平东将军，定国为安西将军，能奇为定北将军，文秀为抚南将军，其他部将白文选为前军都督，王复臣为左军都督，等等。四将军同为献忠义子，彼此皆以兄弟相称，属下文武称他们为“帅主”。献忠牺牲后，他们兄弟四人自四川经贵州，进入云南。他们招降世守云南三百余年的原明黔
国公沐天波，进而据有整个云南。他们恢复本姓氏，自封王号：可望自称“平东王”、能奇称“定北王”、定国称“安西王”、文秀称“抚南王”。“是时，四人并大，各领一军不相下。”可望一心想当领袖，定国并不心服，遇事相抗。可望想制伏定国，树立自己的威风，便寻机示威。一次，在演武场上，当着诸将和全军的面，毫无道理地下令把定国捆倒，责打一百军棍。事后，可望亲至定国家中，百般解释，想缓和或消除定国对他的怨恨，但两人嫌隙自此产生。不久，他们都降了永历政权，可望求封王爵，得“秦王”之号，封定国等为公。定国不受，实实在在地说：“我等无尺寸功，何敢受朝廷之封！”定国谦让，使可望丢了面子，因而很生气，嫉恨定国，嫌隙又加深了一步。
论才能与威望，定国不在可望之下。可望嫉贤妒能，对李定国百般压制。特别是定国取得桂林大捷，更使可望眼红。定国本来就厌恶他的为人，此后，便不受其约束。可望定计约定国到沅州会面，企图在酒宴上把他除掉。消息走漏，定国不赴会，不由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率部走广西，可望不胜恼怒。他探知定国驻兵柳州，特派冯双礼率三万兵袭击他。定国烧粮草而走，回师击败追兵。《小腆纪年附考》；参见《明季南略》，卷14，“孙可望与李定国构隙本末”。
自投入永历政权，孙可望依恃自己的军事力量，操纵朝政，把永历置于傀儡地位。他甚至授意党羽，逼永历“禅位”给他。此谋不成，他陷害忠良，为所欲为，自设内阁，自铸大印。至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三月，又酿成一场血淋淋的惨剧。永历受孙逼迫，日夜忧惧，密传旨，令李定国统兵入卫。消息泄露，孙可望怒极，与其党羽马吉翔、庞天寿等密谋，以永历的名义，下达旨意，把参与其事的以大学士吴贞毓为首的18人全部判为死刑。处决之日，吴贞毓18人面不改色，各赋诗一首，以明心志。翰林院检讨蒋乾昌诗云：“奸臣祸国从来惨，志士成仁自古愁；十载辛勤为报国，孤臣百折思忧时。……”
大学士吴贞毓诗云：“……击奸未遂身先死，一片丹心不肯休！”
他们赋完诗，向各官员拱手说：“我们去了！中兴大事就交付各位了。但各位都要忠于朝廷，切不可附庞天寿、马吉翔卖国，我们虽死犹生！”说完，引颈受刑。江元春：《安龙纪事》，1982年版，上海书店版。观者无不垂泪泣涕。
永历小朝廷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尚不能和衷共济，共度艰难以图存，却又导演出这一幕悲剧，实在可恨可叹！孙可望等为首的野心家，不顾大局，还在内部争夺权利，那些文臣们推波助澜，结党营私，谈何中兴！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又岂能长久存在？即使勉强支撑下去，于人民又有何益处？
顺治十三年三月，李定国奉永历密诏，突袭安隆府，击败孙部，带走永历，迁至云南，以昆明为“滇都”。永历以护驾功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其他有功人员都得到封赏。
孙可望不甘心，于次年即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率全部兵马，据称15万，开赴云南，欲与李定国决一死战。他的大将刘文秀、马惟兴与白文选等已与李定国约为内应，临战时，大杀回马枪，“反攻内击”，外有李定国之攻击，孙大败而逃，到三水时，随从人员只剩200多人，至贵州时，“可望左右皆叛”，随从骑兵才十余人！刘文秀、白文选率兵急追。可望感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只有投清一条路。据偏沅巡抚袁廓宇奏报：当孙可望被李定国击败时，已派遣他的部将程万里等人前去中路镇臣王平军前投诚，并“请兵复仇”。而孙可望便投奔清军，行至沙子岭时，被南明总兵杨武袭击，差点被擒捉。清兵闻讯，前去增援，将追兵击败，孙可望才逃脱厄运，乘机携带妻子逃入清军营中。这次战斗，又招降南明总兵、都督22人，太仆寺卿官员1人，副将、参将、游击等将官100余人、内官22人、兵丁家口500余人、马500余匹。《清世祖实录》，卷113，7页。十一月五日，孙可望与妻子及随行人虽属官百余员与兵数千人至保庆（湖南邵阳）投降，《贰臣传》甲中，“洪承畴传”；参见戴笠：《行在阳秋》。受到当地清朝将吏的优礼相待。然后，把他们护送到长沙，总督洪承畴接受了他们的投降。以上参见《爝火录》，卷27、《小腆纪年附考》，卷18、《明季南略》，卷14、《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176页。十二月初六日，洪将此事及“安插事宜”向朝廷作了报告。孙可望为表示他降清的诚意，即于十二月十日在长沙剃发，并将他携带的“秦王之宝”镀金银印一颗上交。随可望降清的妻小与部从都剃发。洪按清朝规矩，发给他们帽袍带靴，改换服装。十九日，洪承畴向朝廷报告说：“伪王（指可望）自云贵慕义来归，凡伪官员兵丁人等皆系全发，今顶感皇上鸿恩，一遵照本朝功令，足见归顺真诚。”正巧，湖南巡抚周季琬来长沙巡视，会见了孙可望，向他“宣布朝廷德意”，孙与部属“益为感奋”，他亲自写了奏疏，向世祖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洪承畴观察孙可望降清之诚，便约同湖广总督李荫祖、湖广巡抚张长庚、偏沅巡抚袁廓宇、湖南巡按周季琬等联合署名，把孙可望降后的情况，向世祖作了报告。《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177页。
世祖在接到孙可望投降的奏报后，即于十二月六日给孙可望颁敕谕一道，特封为义王。敕谕写道：“……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朕一闻疆臣驰奏，深为忻悦，特封尔为义王，以示优眷。所有应给册印，已命所司铸造，令近臣赍送外，兹遣专官先行敕谕用宣朕意。卿宜祗遵，以竢宠命。”《清世祖实录》，卷113，12页。十五日，世祖把他对孙可望的赐封通知兵部，令其“通行传知”。《清世祖实录》，卷113，14页。同一天，世祖又给孙可望敕谕一道，对他十日奏疏中表示的忠
诚，十分赞赏，给予一番鼓励。《清世祖实录》，卷113，15页。二十六日，世祖批复和赐封的谕旨到达长沙。洪承畴率全城的文武大小诸官，会见孙可望，当面向他宣读封义王的敕谕，可望跪听。承畴宣读完毕，亲手交给孙可望。世祖如此慷慨，不吝封王，颇出可望意料之外。他万分“感激天恩”，当即写奏疏，承畴派人驰送北京，来表达他的由衷感谢。《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178页。
二十八日，世祖迅速颁给孙可望义王册印，特遣内翰林院弘文院学士加一级麻勒克为正使、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加一级祁彻白两人为副使，前去孙可望处送交册印《清世祖实录》，卷113，20页。。世祖还奖赏孙可望的总兵官程万里首降与联络之功，赐衣帽、腰刀、带靴、银两等物。《清世祖实录》，卷113，19页。清朝对他“极其优崇”，礼仪封赏如此丰厚，显见，清朝对他降清一事非常重视。洪承畴说得很明白，他认为，世祖特遣官星夜驰送敕谕，是为了让孙可望及其家属，部属降后能“安其心志”；而给予赐封王爵，不仅使归降者“感颂皇上大德宽仁，恩同覆载”，而且要使之远近传播，使欲归者“来归恐后”，最终的目的，是“绥靖南服，以成朝廷大一统之盛”。《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178页。此时，正值与永历政权交战，拉锯不已之时，突然它的重要人物孙可望来降，这给清军最后消灭永历政权创造了重要条件。清朝赐王爵之赏，必能产生收揽人心，瓦解永历政权的政治作用。
清朝赐封孙可望义王后，马上宣召他进北京。他要报答新主人给他的厚恩，特向朝廷献上滇、黔地图，力陈取云南。《南疆逸史·李定国传》（下）卷52，409页。当他一到宝庆降清时，已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除了说明他降清的诚意，主要是建议世祖进兵云南，一是为他雪“深仇”，二是收复云南、贵州、四川，“尽入于皇上之版图”。他特别提醒世祖，如不早作决策，“恐李逆（指定国）收聚望（指他自己）兵，踞占望土，则整顿既妥，动摇必难，他日皇上西顾之忧正未有艾”。他要求，抓住这一时机出兵，“皇上一统之业永固”《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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