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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顺治帝在世时，先后封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人为王，并令他们携带家口前往南方征剿南明残余势力。当两广、云贵、福建等省渐次平定，命他们就地驻镇。然而，他们中有的人并不愿意留在南方，提出申请，欲解兵柄北归。
最先提出北归的是定南王孔有德。顺治九年，孔有德上疏：“粤西（广西）业已底定，臣生长北地，与南荒烟瘴不习，每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风雨之夕，骨痛痰涌，一
昏几绝。臣年迈子幼，乞圣慈垂鉴，即敕能臣受代，俾臣早觐天颜，优游绿野。”
孔有德陈情，言词恳切，令人生怜爱之心。他长期征战，多处受伤，留下了斑斑伤痕，经受不住南方湿热气候的煎熬，烟瘴之气更使北方人感到畏惧。他惟一的一个儿子还不足十岁，倘若自己一旦染病，妻与子何以依赖！他不愿留镇广西，实出自内心的真情。他期望解除兵权，回到北京，天天伴侍皇帝，得以清闲无事，“优游绿野”，以终天年。他在奏疏中的最后这段话，强烈地表示了功成引退之意。
世祖为了大清王朝的安宁，需要他镇守广西，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下旨委婉地挽留：“览王奏，悉知功苦，但南疆未尽宁谧，还须少留，以俟大康。”《贰臣传·孔有德传》，14~15页。世祖这番话，也是实情。因为李定国的势力还在，不允许孔有德撤军北还。果然，就在他上疏不久，于同年七月，被李定国包围于桂林，城破自焚死。幼子被害，无人袭爵，“定南王”自此而爵除。
比孔有德稍晚些时候，顺治十年，平南王尚可喜，以痰疾不时发作为由，第一次疏请“解兵回京调养”，也表示了引退之意。世祖同样挽留：“潮（州）逆初定，地方事多，正资悉力料理，以奠岩疆，不必遽以病请。”《尚氏宗谱》，“先王实迹”。顺治十二年，他第二次申请北归，直截了当要求朝廷给予安置地，或在山东兖州故明鲁王原封地，或在辽东“旧地筑居安插”。意在向皇帝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已无进取心，只想到为子女将来的生计，而个人只愿养病闲居。他大概仿效王翦代楚请美田，以释始皇疑心的故事，力图消除皇帝对他的疑心。世祖批示：“王图根本，情理允协”，但不同意他马上引退，要等天下太平时一并另议。《元功垂范》，卷上，顺治12年条。孔有德、尚可喜的态度，都反映了他们对朝廷抱有疑惧情绪，惟恐自己的权重位高，将来遭到不测，而尚可喜对个人的前程考虑得更深一些。
在孔、尚二王要求引退之时，吴三桂尚在汉中驻镇，他似乎还没有想到引退的事。至顺治十四年，他奉命进军云贵，在战事结束后，他驻镇昆明，也没有引退之意，而是欲仿效明黔国公，世守于此。
上述情况说明，直到世祖去世，朝廷毫无撤藩之意，相反，对孔、尚的引退，一再挽留，授以重权。而对三桂，尤其看重，把云贵两省的军政大权一并授给了他。这为当时形势和同南明斗争所需要，世祖坚持他们应留下去。他曾表示，应等到天下太平无事时“一并另议”。世祖没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把这一重大问题留给了他的儿子——圣祖玄烨去解决。
圣祖继位时，由索尼等四辅政执掌朝政，他们继续执行世祖的政策，依赖他们镇守南疆，对付南明残余势力和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的土司及海上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对吴、尚、耿三王百般笼络，听任三藩自行其是。当外部矛盾——同南明和农民军余部的斗争结束，内部的矛盾便突现出来。世祖钦命，把“三王”留镇南疆，本意是以三王“世守边圉，以为藩镇”，借以“藩屏王室”，维护清朝的稳定统治。然而，事物的发展却走向了清朝统治者愿望的反面。四辅臣的政策，恰好鼓励与助长了三藩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政治军事力量。
在四辅臣执政的六年期间，三藩渐成割据之势。他们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尚可喜、耿精忠各有旗兵15佐领，绿营兵7
000人左右，丁口各2万。魏源：《圣武记》，卷2，61页。按1佐领甲士200人计算《逆臣传·吴三桂传》载：“甲二百设一佐领”。，15佐领应为3
000人，加上绿营兵，各有军队万余人。这是朝廷准予额设的兵数尚、耿两藩所设兵员，详见《清世祖实录》，卷133，9页。，除此，他们各“旗下所蓄养甚众”许旭：《闽中纪略》载：“时王府额计有万余，而旗下所蓄养甚众。”，恐怕要超过额兵数。吴三桂的兵员最多，实力最雄厚。他平定云贵后，兵力多达7万余人，后屡经裁减，又有一些将领调离云贵，带走一些军队，仍定制53佐领，计甲士万余人、绿营兵12
000人，总共23
000余人，还有丁口数万。《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0~11页。三桂掌握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尚、耿二王的兵力，比他们的总和还多一些。实际上，三桂的军队远不止2万，他明里裁军，暗地里继续征兵，他“按地加粮，按粮征兵”，因此，他的军队有增无减。《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初集）卷197，4608页。参见《滇策》，“艺文志”3，“蔡毓荣筹滇善后第一疏”。如果加上他在外省的心腹将领所领的军队，受其控制的军队就更多了。三藩掌握南方数省的兵权，各领精兵猛将，形同军事割据。
尚、耿同三桂一样，都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他们恃此来扩展自己的实力。尚可喜专制广东，在广东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连日用鸡豚及蔬菜水果等不税之物一概加倍抽税，其他如铜、铁、锡、木材等除按规定纳税外，又加私抽税，此种盘削，每年不下十余万两白银。郝玉麟：《广东通志》，卷62，“艺文志”4；吴兴祚：《议除藩下苛政疏》。总之，“凡米谷鱼盐，刍茭布帛之属，市侩侵渔，利归王府”刘嗣衍：《广州府志》，卷28，“金先祖传”。。广东有通海之便，尚可喜大搞海上私贩，牟取巨利。“藩府之富
几甲天下”。《觚剩》，卷8，“粤觚”下。耿藩所在的福建，盛产鱼盐，其“利为天下最”，百姓皆以此为生。许旭：《闽中纪略》。耿藩“横征盐课”，“荷派夫驿，勒索银米”，掠取大量财富。《清圣祖实录》，卷94，13页。他利用海运之便，跟荷兰及东南亚各地大搞走私贸易，无所顾忌。他们同三桂一样，各在自己的统治区非法从事种种经济活动，已经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带来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吴、尚、耿一方面搜刮民财，聚敛财富；一面伸手向朝廷索取千百万粮饷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及生活开支。三藩所属将吏士卒所需俸饷，动以巨万，征调各省“协济”云贵、广东、福建。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年需俸饷900余万两，“天下正赋钱粮其数当不及此也”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4，“论滇饷疏”。！加上福建、广东两省饷银。共需2
000余万两。而这年的全国军饷也才不过1
700余万两。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十分之一），势难经久。”《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因此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圣武记》，卷2，62页。，实非虚语。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是常常不够用，因欠饷而发生兵士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每有饷不足，他们就连章告急；有了剩余，隐匿不报告，支用情况，也不叫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整个财政为此陷入困难的境地。《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平西王吴三桂密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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