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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顿时愕然，不知所措。他热切期待朝廷命他世守云南的希望，转瞬之间，已化为泡影！他只觉得当头一棒，昏昏然；又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精神沮丧，真是一落千丈！早知如此，何必自请撤藩，弄巧成拙？后悔何及！君命是无法抗违的，他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同家属和官兵全部撤离云南，重新回到他锦绣前程和人生的起点——山海关外的锦州，到了那里，他将失去一切权利，除了保留平西王爵位，不再参与国家政务，无所事事，只能掌管自己的庄田，安闲度日，从此，他将由一个权势显赫
的王爷，威震一方的大将军，变成一个无权无威的“富家翁”。他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好像置身于荒漠无际、人迹难至的空旷之区，孤独、寂寞将伴随着他了此残生。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从权势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而他用鲜血和无数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苦心经营的宫阙，还有那云贵的广大土地，都将轻而易举地被朝廷一手拿去。一种无限的失落感，使他惆怅难抑，渐渐地，又转为悔恨交加，一股脑儿地袭上了心头！他该怎么办？抗拒吗？要落得个叛逆的罪名，他不愿意轻易自毁数十年血战挣得的荣誉；服从吗？他将失去已得的一切，他苦心为子孙准备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他还有什么呢？只剩下一个空头王爷的头衔！他想得很多很多，可是，他又感到自己无力去改变即将成为事实的现实。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正像三十年前他在山海关上，面对李自成农民军与清军，做出命运攸关的选择一样，而此次选择，远比那一次更复杂更困难！话又说回来，如果他很乐意引退，如果他在名利场上已感厌倦，情愿“息肩”，退居水边林下，纵情于大自然的乐趣之中，那么，他就会接受和执行圣祖的撤藩决定，这一切问题自然都不会产生，烦恼也无从而来，历史就会朝着和谐、“善”的方面发展。然而，强烈的权势欲驱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最使他思想受到震动的是，他感到清朝欺骗了他，撕毁了所有的承诺，把已给他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收了回去，这怎能使他心甘情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他抗拒朝廷背信弃义的撤藩决定。可是，他怎样才能自卫，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呢？在撤与不撤之间，他徘徊不定，犹豫不决；在他与朝廷之间的这杆历史的天平上，失去了平衡，激烈地摇摆起来，他力图控制住自己，却不时地出现失控。他无可奈何……
且不说撤藩引起吴三桂如何震惊，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就说他的属下，当撤藩令一下到云南，同样深深地撞击着三桂集团中每个人的心。他们起初是震惊，继而“愤愤不平”，不禁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庭闻录》，卷4，14页。他们在为三桂鸣不平，同时，也为他们个人将失去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权益痛心疾首。他们跟随三桂多年，早把自己的命运同三桂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一荣皆荣，一损皆损。这批人，都与三桂有着血缘的或虽非血缘、彼此却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构成了以吴三桂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其主要成员有：
吴三枚，三桂的从弟，在昆明城，很有势力，“探凡胠箧之徒”，都投靠在他的门下。
吴应期，三桂的侄儿，骁勇善战，官至都统，是三桂的得力战将。
三桂有四个女婿：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卫朴。他们颇具才干，或文，或武，或文武兼备。如胡国柱，字擎天（一说汝弼），号怡斋，善诗文，有大志，顺治甲午年（1654年）中举。《庭闻录》，卷6，5页。参见《滇粹》，“旅滇闻见随笔”。
吴国贵，三桂的大将，早在关外时，便追随三桂，军功颇多，官至都统，治军严，敢争战，很受三桂重用。
方光琛，字献廷，原明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此人善谋略。
刘茂遐，字玄初，是三桂的重要谋士。
马宝，字城璧，山西人，为人反复无常，号“两张皮”，狡黠善战，以勇著称。
在吴氏集团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三桂弟侄，还有三桂的一批子弟，这些人都不见经传，但都在吴氏集团中占有一定地位，形成一股势力。在外省，也有三桂的心腹，如固原提督王辅臣等，也应包括在这个集团之内。
这批人中，除了个别的岁数稍大，绝大部分都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他们雄心勃勃，都希图借助三桂的权势飞黄腾达。三桂也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给予他们特殊的利益，个个华屋美食，享受着种种特权。如果撤藩，回到关外，不过经营田庄罢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仕途即告终止。失去政治上的靠山和特权，其子孙的发展将受到限制和阻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某些人还抱有复明反清之志。如胡国柱“时以恢复宗国（指明）相磨砺”，阴结马宝，张国柱、李本琛、复国相、方光琛，互为羽翼，从思想上逐渐向三桂渗透，影响他，以备有朝一日起兵。《旅滇闻见录》，见《滇粹》。而圣祖撤藩，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激发了他们反清的思想，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朝廷对自己的剥夺。
圣祖撤藩也使吴藩属下的广大基层吏民感到不安，多抱抵触情绪。据吴三桂报，他属下家口多达数万人。如按地域分，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辽东人，他们是跟随吴三桂降清的原班人马，经三十年的转战流徙，病死、战死、伤残，或间有逃亡，已损耗甚众，即使健在的，也已年迈。当初离辽东时，他们中有些还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孩子，现在已长大成人，辽东在他们的心目中，只留下故土的模糊概念，他们已适应了南方的生活。所以，真正怀念故土的为数不多。二是黄河以北的人，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当年都曾是三桂战斗过或驻防过的地方，曾收编了大批农民军余部，这些人对辽东没有故土之念，要他们迁到山海关外，他们不抱热情。三是四川、云贵等省的人，他们或是张献忠的余部，或是南明统治下的土著人，他们对辽远而寒冷的辽东抱有畏惧心理。在他们的心目中，辽东曾是发遣罪犯的地方，如今要把他们迁到那里，简直被看成是被贬谪戍！这部分人最不愿到辽东。
从康熙元年，三桂藩下家口开始迁往昆明和云南边镇要塞，三年迁完，都已在云南生活了九至十二年，房产、地产无不丰饶，家道正隆，而战争已结束，开始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他们以为，能跟吴三桂永镇云南，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对搬迁辽东毫无思想准备。他们长期转战，四处为家，热切生活安定下来，不希望再东搬西迁。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已体验到每搬迁一次，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园受到一次破坏，遭到损失。他们在云南所置家产要比他们以往住过的任何地方都丰饶，因而损失也更大。所谓人心“安土重迁”
，他们对搬迁早已感到厌倦，可以设想，圣祖的撤藩怎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呢！在他们看来，撤藩不是皇恩浩荡，恰是降临一场灾难！“藩下数十万家口无不愁苦”孙旭：《平吴录》，5页。，虽系夸大的流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桂所属将吏家口的普遍心理。他们“愁苦”，思想深处不无怨恨的情绪，这也都在情理之中。
撤藩令，如一道冲击波，袭击着吴三桂和他的数万将士及家属的心，激起了一阵阵思想动荡……
当云南正为撤藩的事惶惑不安时，北京城中，清统治集团也为加速撤藩而忙碌着。康熙十二年，从八月九日到十八日，圣祖连连向兵部、吏部、户部发出撤藩的具体指令。他指示兵部：
兹因地方底定，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各具疏请撤安插，已允所请，令其搬移前来。地方应行事务，及兵马机宜，必筹划周详，乃为善后之策。应各遣大臣一员，前往会同该藩，及总督、巡抚、提督商榷，作何布置官兵防守地方，并照管该藩等起行。应差官员职名，开列具奏。《清圣祖实录》，卷4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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