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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中，已有吴、耿两藩先后叛变，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还按兵不动，他的动向如何，不能不引起朝廷的密切关注。
圣祖在撤藩前，曾断言：“撤亦反，不撤亦反。”这就不对了。事实是，尚藩并没有反。书中前已交代，在圣祖批准可喜撤藩时，他言行一致，赶紧打点行装，准备搬迁。三桂叛乱之始，圣祖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停撤。可喜遵从令旨，守在广州待命。叛乱迅速波及广东
后，他奋起投入平吴剿耿的斗争，始终保持臣节，故谓之“平南守节”。
吴三桂起兵之际，分别遣使福建、广东，策动两藩同反。三桂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持，有了他们的参加，他将如虎添翼，适可以横行天下。他知道，朝廷撤藩之举，都伤害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他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三家的想法会一致的。他自信，只要他带头起兵，振臂一呼，就会得到耿、尚两藩的支持。用他的话说，无须向广东、福建进兵，只须派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前去游说，就会成功。他的料想只兑现了一部分，只有耿精忠响应他的动员，而他始料不及的是，尚可喜断然拒绝参加叛乱。康熙十三年四月，他把吴三桂的来使二人和约他起兵的“逆书”一并解往北京，报告给朝廷，圣祖当即批示，予以嘉奖，通知兵部，等事平之后，再行重赏。《清圣祖实录》，卷47，9页。在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公开叛乱后，可喜再次表明态度，跟他们划清界限。孙延龄在布告四方的檄文中，有“三藩并变”，之语，有意把尚可喜牵连进去。可喜与耿精忠是儿女亲家。耿精忠是可喜长子之信的妻兄，可喜次子尚之孝之女又是耿精忠的儿媳。《文献丛编增刊》（一），“平南王尚可喜奏”，126页。由于这种关系，他感到有必要上疏加以澄清。他写道：“孙延龄伪檄有‘三藩并变’之语，闽省又倏告变。臣与耿精忠本系姻娅，不能不踧踖于中。窃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余，虽至愚极陋，岂肯向逆贼求功名富贵乎？惟知捐躯矢志，竭力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清圣祖实录》，卷47，4页；参见《贰臣传·尚可喜传》甲中，35页。
圣祖览奏，大为感动。在四方叛乱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坚守南疆，不为三桂煽惑所动，又与亲戚耿氏划清界限，实为难得，圣祖感到欣慰之至，提笔写下了如下赞扬之词：
王累朝勋旧，惟笃忠贞，朕心久已洞悉。近复屡摅猷略，保固疆，厥功甚茂。览奏，披历悃忱，深为可嘉，著益殚心料理，相机剿御，以副朕倚任之意。
他又对兵部官员说：
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调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诚显著，深为可嘉。两广一应军机调遣，及固守地方事宜，著尚可喜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同力，务酌万全而行。《清圣祖实录》，卷47，5页。
圣祖给予尚可喜完全的信任，把两广军务全部委托他掌理，也就放心了。
吴、耿叛乱，使可喜忧心忡忡，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足以应付紧急事变。他决心让他的一个儿子袭封他的王爵，主持军事，他可以从中进行具体指导。照理说，他的长子尚之信应当袭封。之信，字德符，号白，生于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他已经39岁。之信“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临阵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故终身无劲敌”。他19岁奉父命，入侍世祖之侧，直到康熙十年，父亲可喜以年老多病，奏请皇帝批准之信回广东管理王事。他酗酒恶习未除，常凌虐藩下人员，可喜很厌恶他。《尚氏宗谱》，卷2，“大房”（尚之信）。参见《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1页。在考虑谁来继承王爵时，可喜的心腹谋士金光进言：“俺（安）答公（指之信，“安达”号为皇帝所赐）刚而多虚，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国家，请废他，立次子之孝。”钮琇：《觚剩》，卷8，“粤觚”（下）。可喜也怕他拥兵权重，招惹灾祸。他听从了金光的建议，决定把王爵传给次子之孝。康熙十三年四月，可喜向朝廷奏言：
太宗皇帝时，袭职之子，不论年长，必选才能。今臣年逾七十，若不早决于生前，窃恐偾辕于异日。臣察众子中惟次子都统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战守缓急事宜，臣虽衰老，不能驰驱，然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指挥调度，断不至有误封疆也。《平定三逆方略》，卷5，5~6页。
在一般情况下，朝廷不会同意。我们还记得，可喜在请求撤藩时，曾提出，让长子之信袭王爵，留镇广东，他回辽东养老。朝中王大臣会议，以未有此“先例”而不允准。此次可喜又提出把王爵让给次子之孝袭封，他当“太上王”，圣祖却异乎寻常地马上同意。这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当此变乱之秋，圣祖非常需要可喜保固广东，牵制三桂，这对朝廷平叛极为有利。他听从了可喜的请求，以示笼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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