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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的时候，迅速遣使各地，带着他的信和讨清檄文，约会他的旧部故交，同他一起行动。除了约会尚藩、耿藩、孙延龄等人，还有两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平凉的王辅臣，甘肃的张勇。书中前已交代，他们都曾是三桂的部下，先后调离云南，王辅臣赴陕西任提督，驻守平凉（甘肃平凉）；张勇则出任甘肃提督，驻守甘州（甘肃张掖）。以个人关系而论，三桂跟辅臣的关系最为亲密。他在选择使者的人选时，得知云南援剿右营标下听用官汪士荣一向为辅臣所亲信，于是就选派他为特使，携带他的两封信和任命札二道，从
间道赴平凉，都交给辅臣，令辅臣将其中的一封信和一委任札交给张勇。
王辅臣、张勇都以骁勇敢战著称。他们为人正直，忠于职守，为三桂所器重。他非常需要他们起兵，在西北开辟新战场，可造成南北夹击清朝之势。这一形势对他将具有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因为王、张实握西北地区的兵权，手下有强兵猛将，是两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无疑将给三桂的叛军增添不可多得的生力军。不仅如此，王与张驻防的地方，皆属战略要地和边防重镇。辅臣驻平凉，为陕西与甘肃两省的适中之地。自明以来，山西、陕西向称京师“右臂”，与山海关外的辽东称为“左臂”，恰成两个对应的战略地区。如果王、张两将在平凉、甘州起兵，一举可以控制西北，而出平凉，举足可进入陕、山，迅速逼近清朝的心脏——北京，从而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王、张的兵力足以牵制住清朝的大批兵力，三桂在湖南可以从容攻战，而在东南沿海又有耿藩之助，这就造成东西、南北夹击清朝的有利态势，置清朝于不能自拔的绝境。
吴三桂满以为，凭自己往日对王、张的恩情，特别是对辅臣的特殊礼遇，他们一定会闻风而动，听命于他。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张无意从叛，而且予以坚决地拒绝。当王辅臣读了三桂的信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朝廷恩情至深，待他如心腹。他还记得，三年前，他在京准备赴平凉上任时，圣祖对他的一片厚望。圣祖爱惜他是个将才，总舍不得让他离京远去，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你去不可。”特命钦天监为他选择一个好日子动身。日期选在年内，而时已近年底，圣祖又说：“行期已近，朕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就到了，你陪朕看过灯后再走。”又命钦天监再选择上元节后的吉日。到临行这一天，圣祖接见他，温言细语，授以方略，谈了很久，然后重加赏赐。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圣祖指着这条枪说：“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必把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他物不足珍贵，唯把此枪赐给你。你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辅臣感动得拜伏于地，痛哭流涕，久久不起，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他接受了圣祖赏给的这条枪，流着眼泪拜辞圣祖，带着朝廷的“天恩”厚谊，踏上新的征程……《广阳杂记》，卷4，185~186页。
辅臣重念朝廷厚恩，相形之下，三桂的一点恩情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在圣祖与三桂之间，意味着正义与叛逆，他只能选择前者，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后者。还在一个多月前，即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刚得到了三桂起兵的消息，马上就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等发去了特急指示：“逆贼吴三桂，傥有伪札、伪书，潜行煽惑，当晓谕官兵百姓，令其举首，向朝廷报告。”他特别强调，他们都是他亲自提拔的“股肱之臣”，捍卫边境，绥辑军民，惟他们是赖。圣祖让他们把他的希望和命令传达下去，使陕西军民都知晓。《清圣祖实录》，卷44，19~20页。圣祖预先告诫的话语，犹在耳畔回响，鼓励着他忠于朝廷，绝不背叛。因此，他在三桂的诱惑面前，一刀切断他与三桂的个人感情的联系，没有犹豫，立即命令拿下汪士荣，连同信札，派他的儿子王继贞押解，星夜驰往北京。
康熙十三年二月初，王继贞押解汪士荣到了北京，面见圣祖，奏报事情经过，把三桂的信札一并呈上。圣祖大喜，夸赞了他们父子一番，将汪士荣处死。圣祖对兵部指示说：
陕西提督王辅臣，久历戍行，劳绩素著，近举首反贼吴三桂所送伪劄，遣子奏闻，坚守臣节，益见忠贞，朕心深为嘉悦，前已有旨，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今应即行加恩，以彰激劝。
当即授给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职，授其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清圣祖实录》，卷46，3页。
王辅臣举首三桂逆书、父子晋级的事，却激起张勇不胜愤怒：“我二人事同一体，你既想作忠臣，也应事先告诉我，以便共同商量后，派人进京报告。不想却背着我，单独献忠于朝廷，这是叫朝廷怀疑我，岂不是出卖我吗？我看你忠臣能做到什么时候！”自此，两人结下了矛盾，不能和衷共事。《广阳杂记》，卷4，186页。
其实，张勇既然没有得到三桂的信札（王辅臣并没有把三桂的信札转给他），都被辅臣一并交上，朝廷也不会轻易怀疑他的。不过，辅臣事先不知照张勇，难免有邀功请赏之嫌，张勇生气，也是人之常情。恰巧此时，四川已叛，总兵官吴之茂派人给张勇送去劝降信，这回该轮到他立功了。他在同年三月，把来使同“逆书”一起上交给圣祖处理。圣祖大为称赞，“命从优议叙”。《清圣祖实录》，卷46，17页。
辅臣父子举发三桂“逆书”，促使圣祖对陕西方面警觉起来，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防务。他感到有必要派一得力大臣前去总揽一切事权，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他选中了刑部尚书莫洛，授以全权，经略陕西。圣祖在向吏、兵两部解释这项任命时说，陕西是边陲重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员辽阔，素称“疆”。“逆贼”吴三桂煽乱滇、黔，四川从逆，而山西“地处邻封”，恐有“奸徒”摇惑，以至人心不宁。虽有督抚、提镇等官各尽职守，但军务繁重，必须派遣一大臣，“假以便宜，相机行事，方可绥靖内外，保固边疆”。他
认为刑部尚书莫洛曾任陕西总督，深得当地军民之心，熟悉当地情况。因此，他决定特授经略，率领满兵驻扎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一起制定有效措施。他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各将官，“悉听节制”，兵马粮饷也都听他调发，“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由他选用，吏兵二部“不得从中掣肘”；邻省用兵，应当救援的，酌量策应。如有军事行动，将军、总督要领兵前去。等湖广、四川地方平定，即命莫洛还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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