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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从三桂遣返折尔肯、傅达礼等回京一事，估计他的奏章可能有归降之意，因此一方面表示可以受降；一方面嘱咐保持高度警惕，切勿受骗上当，误中奸计。事实并非如此。当他看到了三桂的奏章，就对兵部、刑部官员说：他本来期待三桂“悔过自新，束身待罪，未忍加诛（吴应熊）”。但“近览吴三桂奏章，词语乖戾，妄行乞请。诸王大臣咸以吴三桂怙恶不悛，其子孙即宜弃市，义难宽缓”《清圣祖实录》，卷47，6~7页。。
吴三桂的这份奏章内容，官书不载，他书亦失载，迄今鲜为人知。从圣祖的话中，有三桂“妄行乞请”、“词语乖戾”等语，把这句话联系起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三桂并无降意，亦无服罪的表示。在圣祖看来，三桂的话皆属荒谬悖伦，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大抵就是“词语乖戾”的意思。所谓“妄行乞请”，联系圣祖读了三桂的奏章，便决定处死其子吴应熊和孙子，还毁掉了他在关外的祖坟，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参见《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38页。可以推知，三桂“乞请”，赦免他的儿孙，他不北进，划江为国等事。关于这个问题，圣祖于康熙十四年四月在答复西藏达赖喇嘛的信中透露，达赖曾给他上过奏章，其中有为三桂请命的话：“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此事系三桂贿买达赖从中斡旋，代为恳请。仅此证明，三桂的“乞请”，必是包括了讲和、划江为国的内容。圣祖断然拒绝三桂和达赖的要求，驳斥说：“三桂乃明时微弁，父死流贼，摇尾乞降。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尚其子以公主，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封臣，盖自古所罕有！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臣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平定三逆方略》，卷14，7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4，16~17页。圣祖的回答和处死他的儿孙，彻底绝了三桂的一切幻想，他颓然不振，无力北进了！
圣祖对吴三桂已经切齿痛恨，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利用各种场合，予以痛斥和声讨，不止一次地向兵部、户部、刑部等各部臣揭露其劣行。例如，说“逆贼吴三桂心若虺蛇，行同枭獍，负恩谋叛，倡乱害民”。又说：“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行即悬首街，以泄神人之愤”《清圣祖实录》，卷46，14页。；又说：“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煽惑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清圣祖实录》，卷47，6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看得出来，圣祖一旦把三桂擒住，虽碎尸万段也不解心头之恨！
康熙十三年六月，圣祖命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前赴岳州，授意他以个人名义给三桂写信，在政治上进一步揭露三桂。此信写得颇婉转而有力，现摘录如下：
王（指三桂）以亡国余生，乞师殄寇。蒙恩眷顾，列爵分藩，迄今三十年，富贵荣宠之盛，近代人臣罕比，而末路晚节顿效童昏，自取颠覆。仆（尚善谦称）窃谓王不解也。何者？王藉言兴复明室，则曩者大兵入关，奚不闻王请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剪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将为子孙谋创大业，则公主额驸曾偕至滇，其时何不遽萌反？至王遣子入侍，乃复背叛，以陷子于刑戮，可谓慈乎？王之投诚也，祖考皆膺封赐，今则坟茔毁弃，骸骨委于道路，可谓孝乎？为人臣仆，选事两朝，而未尝全忠于一主，可谓义乎？不忠、不孝、不义、不慈之罪，躬自踏之，而欲逞角力，收服人心，犹厝薪于火而云安，结巢于幕而云固也。何乃至是！殆由所属将弁，煽激生变耳。如即输诚悔罪，圣朝宽大，应许自新，毋踏公孙述、彭宠故辙，赤族湛身，为世大僇！《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8~19页。
表面看，这封信内容，无不顺理成章，以忠、孝、义、慈所谓封建道德加以责备，想三桂是不能推辞掉的。但其主旨在于，三桂已事两朝之主，均不能终守臣节。他揭露三桂此次起兵，声言匡复明室，实乃骗局。尚善质问三桂，当初清军入关时，为什么没听说你请立明朝后人？此话出自尚善之口，却不出自圣祖，这是因为圣祖对此历史公案，实有难言之隐，让尚善说出去，以解世人之惑，并以此驳斥三桂于天下安定之后忽然要匡复明朝，不过是掩饰个人的政治目的。尚善特别反驳他对清朝灭掉明朝的指责，指出，正是三桂献计并亲临缅
甸，擒获永历，诛灭明宗室。这一点颇为有力，连汉人士大夫也为三桂此种行径所不齿！最后，尚善劝其悔过自新，以求得朝廷宽大处理。
三桂已骑上“虎背”，岂肯下来！尚善与三桂相识，有过来往，《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0页。圣祖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来斥说三桂。信中所说，确使三桂难以回答。所以他对尚善的信只好抱以沉默，而心里未必能心安理得！
三桂领兵不进，这就给圣祖调兵遣将、集结兵力、加强布防争取到了充裕的时间。截至康熙十四年四月，圣祖已初步完成了对各战略要地的兵力部署：
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等率师由武昌水陆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
都统宜里布等率师驻彝陵，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叶立等率师驻镇郧襄；安西将军赫叶、副将军胡礼布、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率师由汉中进取四川；
副都统扩尔坤、吴国祯等率师驻防汉中；
镇西将军席卜臣等率师驻防西安，复遣尚书莫洛经略陕西等处（不久，即被叛兵击死），率大军居中调度；
镇东将军喇哈达等率师于山东、河南、江南要地驻防；
安南将军华善等率满汉官兵，同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于京口水陆驻防；
扬威将军阿密达等率师同江宁将军额楚等防守江宁、安庆沿江险要；
平南将军赖塔率师由浙江平定福建，浙江将军图喇率师驻杭州，兼防海疆；
定南将军希尔根、副将军哈尔哈齐等率师由江西建昌、广信进兵福建；
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席布等率师赴广东，会同尚可喜进剿叛军。《清圣祖实录》，卷47，16~17页。
圣祖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与河南等要地，以及江西建昌等地，都被圣祖划入战略地区。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战争开始时，圣祖以为速胜，估计剿灭吴三桂“指日授首”《清圣祖实录》，卷48，2页。，只动用了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康熙十三年底，蒙古各部王公进京朝觐，主动要求提供马匹和军队助战，圣祖婉言谢绝。《清圣祖实录》，卷44，21页。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圣祖已感兵力不敷，到康熙十四年六月，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部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出兵万人。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岳州。圣祖限定，蒙古兵于八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圣祖命科尔沁部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赴岳州。《清圣祖实录》，卷48，7页。
清朝一向讳言用兵实数，多用旗下兵一半，各旗出护军若干各来表示用兵数，给我们统计兵力带来很大困难。估计战争的初期阶段，各路将军所率部队，加上动员蒙古兵，约近二十万。三桂的兵力多集中在湖南一线，约二十万左右，加上出征四川、两广、江西及留守云贵，占地兵力，约在三十万以上。
圣祖和他的将军们开始时对战争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全胜，恢复云贵疆土。到了康熙十三年三月间，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锋统领硕岱等都还认为“进取云贵之期，不过八月”。就是说，到八月时，清军反攻，恢复云贵。这时，圣祖已认识到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告诫说：“朕思云贵，尚未可轻进，必俟四川全定，方图进取。”四川已被三桂掌握，如清军只顾进军云贵，四川叛军必挠其后路，而不得前进。再说进云贵，一路必经四川，此路不通，进军也难。就拿湖南情况来说，叛军未到，长沙、澧州、常德等处已叛投三桂，如等到八月，其他地方再发生叛变怎么办？圣祖问道：“你们分兵征讨吗？分兵则势单，以次剿取，马匹疲劳，不堪驰使，岂能胜利？如今之计，只有先取常德、长沙，以寒贼胆，方为制胜之策。”《清圣祖实录》，卷46，17~18页。
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况表明，一方面，三桂军事力量正处鼎盛，战果继续扩大，一方面，圣祖正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未及展开全面攻击。因此，便出现了吴军进攻，清军防御的局面，双方都不可能速胜。在清军抵住了吴军的强大进攻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峙的新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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