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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为皇帝，自然会得到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好的治疗。虽说未见大好，却也维持下去，未见恶化。不幸的是，有一天，忽然有条狗窜到他的几案上，安详地端坐着。(蒋氏)《东华录》，卷11，183页。三桂先是吓了一跳，马上意识到狗坐几案是不祥之兆。他很迷信，又经狗惊吓，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病情迅速恶化，口不能张。说明他初得此病时，口尚能开合，而此时却不能张口。接着，他又添了“下痢”的病症，中医称痢疾，泄泻不止。请郎中百般调治，终不见效。三桂知道自己不行了，授意他的心腹大臣，速命他的孙子吴世璠(即吴应熊的儿子)来衡州，托付后事。
除此遗命，吴三桂对未来之事大概没有留下什么要紧的话，这在他死后诸将讨论大计时，各持一说，已见三桂死前未予指示今后的出路。看来，他不想说出他不愿说的话，一切听天由命，听凭他们主持吧。他自知是将死之人，心灰意冷，还能给他们留下什么话呢？或许口不能张，说不了话？或许他想到孙子从云南来衡州时一并说？反正，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是可以肯定的。
信使从衡州到云南，再从云南携世璠回到衡州，路途何其遥远！三桂的病继续恶化，还未等到世璠来到，便于八月十八日病逝了，享年六十七岁。参见《清圣祖实录》，卷76，15页；《庭闻录》，卷5，14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平吴录》。关于三桂死的时间，《清圣祖实录》、《东华录》等记为八月十七日，与各书所记差误一天。据《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32页载：穆占于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题报三桂死于八月十七日，系来之传闻。至八月三十日，他亲自审问被俘吴将，始知三桂死于十八日，而《实录》不慎，误将穆占前一题本报的时间写入《实录》。这年正是康熙十七年、周五年。三桂带着他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他的轰轰烈烈的一生，在凄凄惨惨中结束了。至此，作为他个人的历史已经完结。他没有留给子孙和臣属们丰厚的遗产，而是一个烂摊子，亟待收拾的残局，并且把必不可免的灭族之祸转嫁给了他们！
三桂的死，不用说，对他的子孙和臣属们是很不利的。今后向何处去，作何打算？他们中无论哪个人都不能作出决定。况且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将领仍在前方指挥作战，必须让他们参与大事。留在衡州的将领密议，派专使紧急把在前方的核心人物都召集到衡州后，再定大计。为防止因三桂死而导致军心涣散和动摇，更防备不测事件发生，他们下令，将衡州城门关闭，禁出入，也不发丧，把三桂的死暂时隐瞒起来。为遮人耳目，每天令仆从照旧给三桂进奉衣食，如平时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被蒙在鼓里的衡州军民，只觉得关闭城门太突然，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想到三桂已经死了。当然，清朝方面更无从知道了。
过了四天，正在永兴等处的胡国柱、马宝等接到密令，率部疾速回衡州。吴国贵也差不多同时赶到。待核心人物到齐，城门才开，照常通行旅。守永兴的清将领报告：从八月二日到二十日，马宝等部逼永兴，满汉官兵日夜坚守，屡退吴军。二十一日夜，忽见马宝等所有吴军焚毁营寨，慌忙整队撤退。《庭闻录》，卷5，14页。直到八月末，他们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世璠前来衡州奔丧。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世璠去衡州。郭壮图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云南为根本重地，世璠不能轻易出国门。国柱极力说服，壮图根本不听，以为可弃湖南，守险隘，犹可以在云南作“夜郎王国”，力阻世璠离开云南。国柱气急大哭，在城外东郊徘徊数日，痛哭流涕，壮图丝毫不为所动。实际上，壮图有自己的打算。她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世璠，三桂一死，世璠必然即位，立皇后。与她的女儿争皇后的还有卫朴的女儿。壮图力图把世璠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就不准他去衡州。《平滇始末》。国柱无奈，哭着离云南而去。《庭闻录》，卷5，14页。
胡国柱走后，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国贵首先发表见解，说：“从前所为大误！今日大计，应该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吾辈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诸将都很持重；不敢赞同吴国贵的意见。马宝率先表示反对，阻挠弃滇北上之议。诸将
的家产、亲属都在云南，放弃云南，意味着家私破产，个人利益遭受最大损失。马宝反对弃滇，正符合他们的利益，他首梗国贵意见，“一唱百和”，国贵的意见很轻易地被否决了。《庭闻录》，卷5。
综观当时形势，国贵之计，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因为此时北上与初到湖南北上大不相同。那时吴军声势浩大，锐气正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京师，无处不有响应者。清朝对此事件原无准备，如趁此时它兵力未集，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毅然北上，必然会所向无敌，至少可在黄河以北站稳脚跟，清朝必以重兵趋北京勤王，而南方空虚，可让耿精忠独挡南方数省之征剿。三桂计不出去，驻兵湖南不进，一则给清朝以喘息时间，使它有足够时间调兵遣将，倾注全国兵力于江南一隅之地，造成了自己的优势；吴军则年随一年地失去优势，变主动为被动，以致成现在之局面！国贵在三桂死后，敢于否定三桂的所为是“大误”，表现出他的气魄和远见。他提出此时北上，一个不利的条件是，他们的军队已由盛而衰，锐气已失，斗志下降，多年征战，伤亡甚重，久经战斗的老兵急剧减员，新增的兵员，论素质和战斗力都不能跟老兵相比。从清朝方面看，它在征战中已完成了全面备战，兵员和兵器、火药等军需物资装备、粮饷都已相当充足，保证了前线的供给。特别是它的八旗兵已从战争初期的惊慌失措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越战越强，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威力。一句话，双方强弱之势各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吴军毅然北上，必然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困难，甚至有覆没的可能。这一不利条件，国贵似乎已充分地估计到了，正如他以巨大的决心所表示的：“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宁肯在前进中死去，也不在后退中活着！这是一种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是要建功立业，而不图个人之私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倘要干一番事业，此种精神必不可少！
如果再仔细推敲，反复掂量国贵的战略，并非全是冒险而无可行性。从全局考虑，清军几乎是倾巢南下，这在防御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南北，已呈现真空状态，屡次征发禁旅，连驻守京师的兵力为数不多，已到了无兵可发的极限。为了战争的需要，朝廷从东北地区征发了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兵，直至黑龙江以北的索伦兵，还有吉林乌拉兵、今辽宁省的盛京兵、长城以北蒙古诸部的骑兵。在平息王辅臣叛乱后，又征调了陕西兵。各处援兵云集长江以南。北方各重点城镇驻兵为数不多。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所报长江沿岸及以南一些重点城镇驻兵为例：如武昌府只有巡抚兵1
500名、城守参将所属1 000名，新近设水师副将与官兵1 000名，总计3 500名。南昌现有总督标兵3
000名、城守官兵500名及水师官兵1 000名，总计4 500名。安庆有巡抚所属官兵1 500名及城守官兵1
000名，还有新设安徽提督官兵3 000名，计5
500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557号。这几处城镇是战略防御的重点，为防御和阻击吴军，陆续增加兵员，多者也只有5
000余人，平均每城不过4 000余人。如无战事，常驻兵不超过3 000人。以此推算，北方一般城防至多不会超过2
000人，有的可能更少，也仅有千百人罢了。这些驻防兵不足以应付战事，仅够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已。圣祖于初期尚注意北方防务，当他看清三桂无意北上，便放心大胆地倾注全部兵力于江南。如果吴国贵的方针得以实行，乘虚而入，就会给清朝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清军再从南方各地北调追逐，势必疲于奔命，一时难以应战。仍在陕西活动的叛军余部及固守兴安、汉中的大股叛军、领有四川的吴之茂等就会立即配合。当清军从南方北调，就会解除或减轻它对据守的叛军的军事进攻。台湾郑氏军队再乘虚占据福建、广东沿海城镇，可能会乘机向内地扩展，必然牵制了清军的部分力量。吴军水陆齐出，攻打清军措手不及，便有可能直下河南、河北地区。以当时吴兵力，如集结各处兵员，至少可达十万人以上，不会成为问题。吴国贵的战略，“剜中原之腹心”，断绝清朝赖以生存的东南漕运，更致清朝于险境。他认为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得黄河以南而自立一国政权。完成此举，并非一件易事，必以困兽之斗，“拼死决战”的精神，一往无前，方有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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