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下)

二十、“诸逆”授首(4)



  胡国柱、王绪、李匡已自缢、自焚死,他们的家属投诚。圣祖以胡国柱三人“情罪重大,伊等子弟法难宽宥”,“悉行处斩,妻女、家口、财物籍没,送交内务府”。《清圣祖实录》,卷102,5页。

  彭时亨、谭天秘先叛于四川,后投诚,复叛,“情急归降”,以“罪恶重大”,“即凌迟正法”,割首级示众。《清圣祖实录》,卷102,18页。

  仅据清官方记录,满洲人获逆罪被处死的有三人:原任布政使成额、笔帖式书舒处以绞刑,笔帖式巴席因参与甘肃巴三纲之乱,又系满洲人,“情罪甚为可恶”,判斩首,立即执行。《清圣祖实录》,卷101,8页。

  以上各案犯皆系要犯,而没有载入官方记录的被处决的“从叛”或“胁从”之人,又不知凡几!这从圣祖的原则规定,可以知道被处死的人非常之多。这条规定是:“凡逆属旧人,及副将以上,悉令进京;参将以下,分插四省。”(指河南、湖广、江西、山东四省)又补充规定,其云南或别省后投靠到藩下的,释放为民,免迁徙四省安插。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都是“为逆贼济恶之人,务使离逆贼旧踞之地,斯根株清而萌蘖不复生也”《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初集)卷197,4609页、4612页。。这就是“斩草除根”的意思。

  三桂藩中,副将以上的将官,究竟有多少?尚难统计,估计不会少于千名。所谓“逆属旧人”,是指“吴三桂名下真正家仆旧人”,在云南或别省投靠来的人,不在此内。一句话,清朝视为危险的是从早年就追随三桂、与他共命运的那批人。如在辽东时期,或入关后,辽东人投到他门下而被收留下来的人。清朝还把“逆贼所属匠役人口”,也包括在这批人之内!他们因为跟随最久,与三桂已结成了共同的利益,这些人才是三桂的“真正家仆旧人”。他们“助逆”最多,但未曾领过兵,未同清军对抗过,一律处死,处分太过;如留在云南,惟恐不知何时故态复萌,放将这批人悉数迁移北京。他们的人数远比副将以上的人多。据平吴后任云贵总督范承勋报告,他“通查伪包人(指王府服役人员)数”,据原档册报官役人共1 164名,而实际起发京师的达6 305名,还有续收候发的人口为120名。原藩下兵士,原档册报为22 558名,而已起发赴京师的则有27 552名,还有181名尚待续发。这就是说,实际清查出来的“真正家仆旧人”,包括其兵丁,比原报官记录在册的人数要多出不少。这说明,三桂当初有意隐瞒了藩下大量人口。《八旗通志·范承勋传》,卷194。4556页。

  圣祖把人数众多的副将以上的将吏和三桂的所有旧人、兵丁悉数调到京师,是给予妥善安排吗?不是。朝廷要对他们逐个进行甄别,分清每人“从逆”情罪轻重,把那些他们认为“可恶”的“从逆”者统统查出来,然后加以消灭。这些未载入清官方档案,因为杀的人太多了,有失清朝和圣祖的德政,故修史时,未便纂入。但至今当年被流放的吴三桂的部下兵丁后裔仍说:他们的祖先早就传下话,当年凡副将以上的将领都杀头了。据四平博物馆赵殿坤同志说,他家住黑龙江省肇源县,祖籍是云南下关,即“小云南”。祖先就在吴三桂军中 任小头目,因为不够格,才留得一命,被放到现在的家乡当站丁,到他这一代已是第十四代。他们并没有读清史,但说法却与清官方记载完全吻合。不过,清官方没说杀头。这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说明,是尽人皆可以想见的。

  被杀头处死的人员,包括其家属,依今天看,尚未成年的男孩(16岁)也在被杀之列,累计何止千百人!而被处死的人的家眷、亲属,无不受到株连,或死,或没官为奴,家产全被没收。要把这些人也算在内,又何止成千上万!圣祖及其统治集团这样做,实则是对已放下武器的投诚人员的一次血腥镇压,是一次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疯狂报复。圣祖的政策和行动,最深刻地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阴险和刻毒的本性!以此而观察圣祖前后言行,所谓“仁慈”何在?为何前“慈”而后狠?只能说明一个道理,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和欺骗,而不受道义的约束!

  圣祖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株连无辜,又使幸免一死的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世世代代遭受苦役,而永世不得翻身。三桂的藩众除被处死之外,不管官吏,还是士卒都被流放边地。东北是主要流放地。康熙末年,据“羁官”于辽东的王一元所见,沿途看到许多站丁,蓬头垢面,生活极苦,问及他们,都说原是吴三桂的部属,被发来塞外充站丁苦役。一些佐领一级的将官也同士卒一样地位,不过,这些士卒还保持着以往习惯,称他们为“老爷”。王一元:《辽左见闻录》。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任职漠河矿局,办文案,交涉事的宋小濂,著有《北徼纪游》,据他亲身经历,从伯都纳城(吉林省扶余市)至瑷珲计一千六七百里,共二十余个驿站,均为康熙年间抗击沙俄时所建。他曾询问过这些站丁,他们称:当年吴藩被平定后,其余党被遣发,赴极边充当站丁,他们是其后代。“他们非满非汉,至今(指清季末年)子孙不得入仕途,贫苦之状难以言喻。”《北徼纪游》,13页,黑龙江出版社,1984年版。东北地区是发遣罪犯的“理想”之地,路远,荒凉,苦寒,足以实施惩罚。康熙二十一年初,圣祖东巡祭祖,至乌喇地方(吉林市),“见其风气严寒”,内地发遣流放犯苦不胜寒,颇动恻隐之心,指示以后发遣发到辽阳即可。但他强调,“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仍发乌喇地方,令其当差”《清圣祖实录》,卷102,15页。。三桂的余众自今辽宁、吉林,北至宁古塔、黑龙江沿岸,发遣东北各地为数相当多!

  还有一些士卒被发遣到塞外喀喇河屯,(今承德市滦河镇),从事看守行宫的下贱职业。据调查,现居住承德市滦河镇一带,娄、刘、王、朴(念piáo)四姓,都来自云南,至滦河称宫省族,其祖先都是吴三桂的兵。平定叛乱后,他们被发遣到这里。不准当兵,只能看宫门打更,这一职业同站丁一样,为世袭,永远处卑贱地位!为谋生计,他们白天做小买卖,晚上打更。世代如此,直至清亡。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袁森坡同志1979年的调查。

  自康熙定下惩治吴三桂及其余部的条例,带来的后果是相当深远的。他把这一大批人的后代定为世世当贱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子弟不能入仕途为官,不能当兵,不能从事社会上其他正当职业,辈辈受人奴役,受人欺凌。连婚姻也只能在他们这一层人内解决,不能同其他阶层的人联姻。真成了“非满非汉”的特殊一层人。这的确不公平。试问,此事之后的一百年、二百年,他们的子孙对前事负何种责任?为何让这些无辜的子子孙孙受此苦役?显见,圣祖的遗策不知坑害了多少人家,扼杀了多少人才!真的,如果清朝不垮台,这些成千上万的子子孙孙将继续受苦,受迫害。

  吴三桂发动兵变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内战,无疑是人间的一场悲剧。可是这个悲剧延续的时间太长了!如此世代的加以迫害,为历代所少见!这个责任首先要由圣祖来负,圣祖的子孙也不能脱卸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偏见和存有相当深刻的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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