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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蒙古昔日的辉煌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兴衰更替
1966年上半年，我在工作的间隙，常到使馆的小图书馆翻翻书。这里的书不过两千册，却很适用，主要是历史和文学两大部分，而关于蒙古的情况介绍占有相当数量。
我来蒙古前阅看有关资料时，一直有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成吉思汗及其儿孙所创立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历史上这样一个强悍的民族，为什么会衰落?是怎样衰落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在图书馆里寻求答案。
经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查考，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逐渐形成：从1206年铁木真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位，到1368年元朝被推翻，是蒙古民族的鼎盛时期；从1368年开始的北元，到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蒙古民族由盛转衰的式微时期；从1644年到1911年，是蒙古民族臣服清政府而无所作为的衰败时期。也就是说，兴盛162年→式微276年→衰败267年。
继承祖业的忽必烈，1259年登上蒙古大汗位，建都中都(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立了元朝。他还在当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怀有奋力开拓疆土的雄心。经过二十年的胜利征战，于1279年击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持续三百多年的并立和相互攻战的局面，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幅员之广超过了汉代和唐代。他不仅使辽东、漠北、西域、云南等地进入大一统，而且吐蕃地区从此正式并入中国，意义非常之大。在巩固了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他又立即着手恢复对西道诸王(四大汗国)的政治控制，征抚并用，使这些宗藩国维持与元朝的正常关系，并由此架起了东西方间的桥梁，使中国同外国的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极盛时期。
忽必烈称帝后，其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邀宠大臣阿合马等人主持国政，吏治腐败，专注搜刮，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出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而这时，大漠南北受封的蒙古诸王连年相互混战，有的甚至叛离朝廷。因此，在忽必烈在位35年于1294年逝世之后，元朝已是强弩之末，皇位递传九代仅74年，农民大起义埋葬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国。
兴盛162年，看起来时间不算短，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蒙古民族的兴衰更替，正如古书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史书称之为北元，持续年代从1368年至1402年，为漠北西部崛起的瓦喇部取代。
明朝建立，把北元视为心腹之患，曾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企图以此为屏障，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居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明王朝又从中挑拨，使之“人自为雄，各自为战”。到15世纪中叶，瓦喇封建主也先力量壮大，取代北元，西征哈密，东取辽东，南犯明朝边境，蒙古民族一度中兴。1449年，也先部在北京附近八达岭外土木堡(今怀来县东南)所进行的“土木之役”中，曾俘虏明朝皇帝明英宗，接着又攻到北京城下，只是由于明朝大臣于谦率众拒守，也先未能得逞。但从此明朝军队全部退入长城以内。不过，瓦喇部好景不长，到15世纪末叶，达延汗兴起，他消灭权臣，削平割据势力，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重新划分领地，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趋分裂。但这时已与前期的分裂战乱和经济衰败的情况不同，各部只是脱离大汗的控制，尚未兵戎相见，经济也略有发展，与明朝之间也保持着相对的和平。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朝统治者根据自己同蒙古族长期接触的实际政治经验，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民族入侵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统治蒙古族的政策。他们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起，前后花费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蒙古各部。
首先是实施盟旗制度，将原来的“爱马克”(血缘集团)、“鄂托克”(地域集团)等大小领地拆散、合并，重新改编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旗，作为军事行政单位。通过两大行政管理系统，即实行大臣、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制“内属蒙古”系统，及实行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制“外藩系统”，以防范内外蒙古联合抗清，从而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旗之上还有“部”、“盟”两级组织，旗以下有“佐”为基层单位。内蒙古划分为6盟24部51旗，外蒙古划分为4盟4部86旗。清政府还规定了旗札萨克(旗长)的权限，严格划分旗界，不准越界游牧、耕种及往来、婚嫁，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也限制了封建主滥施权力及相互勾结。
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又将外蒙古4盟4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赛音诺颜汗部)由理藩院监督，进而按地理位置，派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乌里雅苏台(今扎布汗省境内)定边左副将军分别管辖。
其次，为了麻痹蒙古族的斗争意志，清朝对喇嘛教采取全面保护的鼓励政策。古代蒙古族原信奉萨满教，13世纪一些外来融入蒙古族共同体的人群信奉景教，蒙古统治家族的个别人也接受了景教的信仰，但都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元代，宁玛派喇嘛教盛行于蒙古统治者的宫廷，而广大蒙古族人民仍信奉萨满教。及至16世纪(俺答汗时期)格鲁派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之后，清朝以各种尊称名号、职衔加封上层喇嘛，敕封特殊领地(喇嘛旗)，使其主持的寺庙拥有大量土地、牲畜，享有各种特权，形成与世俗封建主并存的僧侣封建主集团。由于喇嘛可免除赋役，当喇嘛的人数日多，到1920年，外蒙古有寺院二千五百多所，喇嘛十万多人，占当时蒙古男子的三分之一。他们脱离生产，不准结婚生育，大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喇嘛教遂成为渗入蒙古社会每一角落，支配蒙古族人民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惟一宗教。
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乱的重演，使蒙古社会获得近二百年的稳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库伦也因贸易的兴盛而发展成漠北大的商业城市。但是，广大的蒙古人民，则遭受着封建主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清政府的民族隔离和旗界封禁政策，在内外矛盾激化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变得徒有其名。盟旗制度也失去先前的约束力，蒙古社会出现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走向新的振兴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民族面前出现了重新振兴的曙光。
当时，战争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蒙古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经济停顿，百业凋敝。另外，大部分领土尚在温甘伦白匪统治下，而且不甘心失败的封建主勾结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兴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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