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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停稳后，我们首先走下飞机，肯特省的副省长、省府责任秘书(相当我国的秘书长)、机场场长以及另外几个人，在飞机旁边迎接许大使，双方寒暄几句后，高陶布司长趁着蒙方人员下飞机的机会，介绍了随行几个组的主要人员，其中有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组员卓乃大夫。此外，他还介绍了就地参加视察现场的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省边防和内务军事务处处长奥尔陶扎尔嗄勒中校，以及温都尔汗机场场长策伯格默德中校。介绍完毕，高陶布直截了当地对许大使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七十公里，趁天色尚早可以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市休息。接着，我们换乘两辆嘎斯69车，许大使和小沈由高陶布司长陪同在前，我和小王由古尔斯德专员陪同在后，其他人乘坐一辆大轿车，4时整离开机场，绕过温都尔汗市区，往东北方向驶去。
起初，沙土公路沿着克鲁伦河延伸。这条在大小地图上无不标出的克鲁伦河，原来是一条比北京西郊的运河还要窄浅的小河，有些河段河中块块沙渚把水劈成股股细流，河床才显得宽阔一些。河岸上稀稀疏疏点缀着一些低矮柳树和若干灌木丛，它们还没有完全变黄，显得草原上有点生气。同车的古尔斯德似乎看出我对蒙古东部这条名河的失望情绪，告诉我说这条河很长，大大超过乌兰巴托附近的土拉河，夏天涨水很厉害，河床宽度甚至有三五百米，雨一过水就落平，有些河段可以徒涉。他又说，这条河的下游，在东方省边境有条小河，叫哈拉哈河，1939年在那里蒙苏军同日本侵略军曾有过一次大的会战。我说我知道，这是有名的哈勒欣河战役，是苏联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是朱可夫的“成名之作”。古尔斯德点头称是，但纠正说那个战役名称译成中文，应当是哈拉哈河战役，因为第二个哈字后面蒙文有个语尾，相当于中文“的”，所以发“欣”字音。我知道他在去蒙古外交部之前，曾在国立大学担任中文讲师，他的说法无疑是准确的。谈到河，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蒙古北部的两条大河——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强调说色楞格河像中国的黄河一样，是蒙古的“母亲河”。我说，对于这两条河，我有着深刻的印象，1968年我担任临时代办时，在您老兄的陪同下访问北部几省，不是曾到过并几次渡过这两条水量充沛的大河，还在鄂尔浑河钓过鱼吗？我告诉他，我至今仍然留恋色楞格河清澈丰满的流水，和两岸绮丽的风光。他说，色楞格河中下游海拔在五百米以下，比中央省低一千二百多米，正因为地势低，蒙古中北部的大河都流向北方，经苏联境内注入北冰洋，独有这条克鲁伦河同中国的几条大河一样，是流向东方的，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
汽车在我们谈论着蒙古河流的时候，沿着平坦的克鲁伦河岸行驶约一个小时，然后转向东北，进入一片丘陵起伏的草原，除了断续的馒头形土包外，时而还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无怪乎蒙古人好夸耀肯特省的丰饶，这丘陵间的草场草长得又高又壮，有些地方深可没腰。由此联想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统帅的部落之所以迅速壮大，不正是这肥美的草原提供了营养吗？我问古尔斯德：“这里离成吉思汗的老家不远了吧？”他说：“是的，就在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肯特县，那里的草场比这里还要好。”
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得很厉害，路上时而碰到塄坎，把吉普车高高弹起。汽车继续前行，向东北又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道。这里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在小道的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往上的漫坡，蒙古司机抬头努努嘴巴咕噜了一句，小王告诉我：“已经到现场了。”我紧张地注视着右前方。果然，随着汽车往上爬坡，逐渐看到坡顶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边缘上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它迎着夕阳，上面喷涂的五星红旗依然艳丽夺目，机号“256”也非常清晰。汽车开到坡顶，凄惨的景象一下子全部展现在面前。毋庸置疑，这确实是一架失事的中国飞机——喷气式民航机。
现场初勘
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铺成，南北长三千多米，东西宽约八百米。北端是一座高二十米上下的小山包，南头是几个起伏并列的大约十多米高的土丘，东边是一连串五到十米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漫坡，连着我们来的小路。草长得茂盛，齐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原来地面全是沙土，只是因为草根盘结，人们走过才不致陷足。古尔斯德告诉说：“这块地方牧民管它叫苏布拉嘎盆地，属于南边二十公里的伊德尔莫格县管辖，西北约十公里有一个著名的萤石矿——贝尔赫。”事后小沈查了一下苏布拉嘎这个词，意译是“塔形”。看来“塔形盆地”可能是指地平面的形状。
从这块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三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呈倒梯形。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靠近焦土南部，散布着一些白点，陪同人员讲，那是盖着白单子的机上人员尸体。根据飞机炸碎的程度推测，我想尸体大概都已变成了看不出人形的焦骨。
我们从现场北端看起。高陶布对许大使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同意。蒙方人员簇拥着我们，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桑加上校建议许大使先看看飞机擦地着陆的痕迹。我为了躲开蒙方的摄影机，以便能够自由拍照，便约了小沈同许大使分手，没有一同去看飞机擦地着陆痕迹。许大使则由小王陪同，听取蒙方空军少校指认着陆点的介绍。我同小沈各用一架照相机沿着烧焦草地的中轴线边往前走边拍照。飞机的小碎片零零散散，由少到多。我拣到一张英文单页的“NOTE”（注意事项），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不是普通的民航机，也不是“子爵型”，而是一架我未曾听说过型号的飞机。但由于我“文革”期间不在国内，不了解这种飞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估计可能是一架专机。
走了约一百二十米，燃烧区的横宽由三十米扩大到约一百米，逐渐看到机身的较大块碎片。首先看到的是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两者间隔约十米。再前行不到五十米，发现一块弧形的机身，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连着摔碎的舷窗斜卧在焦土上。这块机身大碎片以东偏南二十米左右，一截断机翼尖上有“56号”字样，看起来是从机号“256号”的2与5之间炸断的。在这片机翼旁边看到炸瘪的发动机尾端喷口。沿中轴线再前行一百二十米，就看到了机舱内部的饰物，最突出的是一扇门，从合页连接处炸下来，没有一点着火的痕迹，门上钉着中文塑料刻字“旅客止步”。门扇东南侧三十米左右，有一台炸裂的发动机外壳。在大片机身碎片南偏东二百米处，有三个三连装座位架，有的还有坐垫，成不等边三角形分布，边距三十至五十米左右。座位架这么少，进一步肯定了这是一架专机，而不是多座的客机。座位架东四十多米又有一截机翼，上有“中国”两个大字，从形状看这是一个完整机翼的外展部分。在南北两组座位架之间，有一条细漂布被套，半折半展，白白的一点也没有弄脏。还有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三个英文字母（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的缩写）。在靠南的座位架东边不远处，有一扇厚厚的机舱门，炸裂但没有散开。这里离盖着白布单子的尸体不远了，许大使和小王及大部分蒙方陪同人员走得较快，古尔斯德翻译桑加上校说的话指着尸体做讲解。小沈拿的是许大使的照相机，正在对尸体进行拍照。我由于拍照飞机残骸，落到了后面。
为了抓紧日落前还有阳光的时间拍照，我和小沈紧忙奔向被炸掉的机尾。飞机在天上飞，机尾不过是一小部分，现在却是一个庞然大物，竖立在那里足有三层楼房高。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下一截发动机外壳与尾部连结。机尾的位置基本上在燃烧区的中轴线上，距北缘约四百八十米，这里的燃烧区横宽已扩展至二百米左右。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十八米处，有一个外壳大部分被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色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另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块碎片垂在外面，随风摇曳。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有些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着斜卧的整个机尾。垂直舵前竖板上是喷涂的五星红旗，旗下方是机号：256。
后来，据当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机内发现的航图标出了航线，从河北省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分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它们就自动开始工作，其安装位置是在飞机尾部，万一飞机失事时易于保存下来。因此，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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