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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单身北上(1916)


    《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大风雪中,
  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住观菜园陈宅。

                  1

  对于民国五年的北京,这是个相对宁静的冬天。
  连日的寒流挟带着百年不遇的风雪,呼啸着张开弥天的雪慢,掠过皇城侯门森严的朱墙碧瓦,扑向曲里拐弯的旧式建筑群。恍如一位威力无比的天神,肆虐地洗涤着尘世的污垢和喧闹。一切的欲念,一切的声响,包括不久前那幕在紫禁城草草收场的“登基”闹剧,都悄无声息地湮没在这片洁净的雪域里。我们这座久经劫难的古城,终于像一位疲惫的老人,趁着岁末的静谧,沉沉地打上一个长盹。
  此刻,晨曦显得还很黯淡。白茫茫的前门外大街上,隐约可见一位长者的身影踽踽而行。这是一位肤色发黄,颧骨方正的外乡人,长着中等身材,在寒风中光着个脑袋,穿一身半新不旧的棉布长袍。厚厚的积雪中,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呵口热气搓搓冻红了的手,打量一眼两旁略显生疏的街景。川流的人群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位面色和蔼相貌平平的外乡人,是一位刚从欧洲回来的大学者。更不会想到,他与这座城市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四年前,那位权势显赫风云一时的铁腕人物袁世凯,曾以迎接元首的礼遇,破例为他打开了大清帝皇出巡时通行的正阳门,欢迎这位南方临时政府派出的“迎袁专使”。
  这真是清末民初晦暗岁月中一个难得亮丽的日子,北京车站和东交民巷为他那阵容强大的使团高搭起缤纷的彩棚,悬挂于大街两旁的五色旗,给倾城而出的市民带来了一线憧憬。历史有时真像一幕荒诞剧,那位妻妾成群,谋士如云,把玩各种政治势力得心应手,还费尽心机想过一回帝王瘾的洪宪皇帝,竟垮得比他那些准备登基后御用的瓷器和袁大洋还快。而他这位最终亮出不合作旗号,与几位总长一气辞职出走的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又因一纸电文踏上了归国的海轮,毅然只身北上。
  今天,应该说是个喜忧交加的日子。1916年12月26日的阳光,暖暖地投在雪地上,映出淡淡的胭脂红。那位被北洋军人政权玩偶般几经摆设,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誓就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已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一路上,他的心却很沉,眉宇间弥漫出凝重的忧虑。这位与康、梁同时代的前清名翰林,这位对本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先驱人物,尽管一生出任过无数重要职务,但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还是一股浓浓的书生气。那个戊戌变法失败后萦绕心头的教育之梦,一直是他这些年四处奔波,一次次出洋留学考察的精神动力。他要出长的将是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一座在军阀盘踞下的北京日趋颓败的衙门式旧学堂。光凭他单枪匹马地进去,能行
  他终于按着朋友说的地址,摸到一家旅社门口。扶起眼镜看了看招牌,正是要找的中西旅馆,不禁吁了口长气。他起了个大早踏雪而来,就是想见一个人。此公虽不是贵胄名宦,却关系到这次出山的成败。他顾不上掸去肩头的寒霜,一把撩起门帘,兴冲冲地走了进去。
  茶房见来者气度儒雅,是位忠厚长者,忙小心地过来侍候。他要找的客人姓陈,是陪同一位姓汪的朋友从上海来办事的。茶房陪他来到一扇紧闭的房门前,说客人夜里看戏睡晚了,还没起床呢。茶房有点殷勤,想去敲门,却被他用手势劝住 他只要了张木板凳,就心安理得地在门口坐了下来。
  三个月前,他收到了驻法国公使馆转来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这位他当年的旧部,终于随着袁世凯的覆亡而再次出山。他俩可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的老友。在唐绍仪内阁时,是他请范源廉做次长的。两人中他偏重理想,范君擅长事务,合作得非常默契。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小学。他却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大学。两人说完哑然失笑,一句话,就是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得进行整顿。范君是在他辞职后继任教育总长的,他就职后曾郑重声明,凡蔡先生制定的教育宗旨悉当遵行,以所谓的“萧规曾随”,一时传为美谈。几年不见,他的电文仍充满着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
  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
  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他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的。在他看来,随着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恨而死,时局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位羽翼丰满,曾经用当年袁氏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两面威吓”的招法,逼迫主于交权的段祺瑞,自认为可以趁势登上总统宝座。没想到当时的北洋集团内部和西南护国军,以及南北方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完全把这位皖系首领放在眼里。出于无奈,他只得暂时推出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他原以为对方只是个傀儡和摆设,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重兵在握颐指气使的派头。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位在袁氏手中优柔寡断,言语谦卑的驯眼工具,也居然真的拉开了大总统的架式,向这位纵横捭阖的铁血总理过问起军国大事。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化成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的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冲突,被好事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府院之争”。1916年的夏天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季节,经过二十多天吵吵闹闹的较量,国会中的民主势力又暂时占了上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早已名存实亡的共和制好像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他,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他乘坐的法国邮船是11月8日抵达上海的。他带着一个多月的风尘携妻儿刚到惠中饭店,就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昔日同盟会的军事首领,四十三岁的黄兴黄克强已于八日前不幸病逝。他于翌日清晨匆匆赶往福开森路黄兴灵堂吊祭,也就是在他刚走进灵堂时,又一道急电传到了上海:西南护国军蔡锷将军于昨日辞世。上海的革命党人终于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接连几天里,他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以主丧友人的名义照料一切,接待包括黎元洪特使在内的中外人士。面对着神情黯淡,面容憔怀的中山先生,他突然意识到了肩头的责任。以前他聊以自慰的是,尽管孙先生一生挫折,屡战屡北,但凭借身边拥有宋教仁、黄兴这文武两大主将,再造共和的伟业还是充满着希望。在他眼里,宋教仁是继孙先生外,真正具有党魁才识的人。辛亥革命后,眼看着大总统宝座将拱手相让,许多人痛心疾首。宋教仁却冷静地说:
  “先借他们玩几天,我会设法拿回来的。”
  这位身材短小,留两撇细胡的“桃园渔父”果然不负众望。先是在国会中提倡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架空袁氏权力。又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了同盟会,重建国民党。在上层四处游说,将许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要人拉入党内,使新组建的国民党很快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如今,将星纷纷陨落,幸存者的担子陡然加重。
  关于这次北上,多数的朋友劝他不去就职。广西马君武尤其反对,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民国以来不知换了几任校长?如今胡仁源又当不下去 你去了如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也有少数朋友却说,正因为它的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了,也算尽了心意。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他来到中山先生的寓所。
  客厅的落地窗外,飘来几片落叶,触动了他俩的愁思。以往与中山先生会晤,都是陈其美安排的。这位在上海租界和帮会势力中游刃有余,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始终不忘他在邹容纪念塔落成仪式上的演讲。那还是十年前的旧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沉闷的夏日。他和蒋维乔等人作了充分准备,先在四马路工部局巡捕房接出了因《苏报》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当夜送他登上赴日本的邮船。又于四日后清晨,率中国教育会和中国公学的三十余名学生,在南市大码头乘船前往一个名华径的小镇。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那天在邹容墓前却声泪俱下,格外激动。陈其美说他就是被那次特别警策的演说感动了,才毅然回湖州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如果说宋教仁和黄兴在党务和军事问题上与孙先生还偶有龃龉的话,那么这位在光复沪杭之役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首任上海都督,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却始终是追随先生的忠实信徒。还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一个下午,孙先生眼看着辛亥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联想以前对袁氏的种种幻想,心有隐痛,也就弥足珍惜地向他讲述起当年陈在争夺都督一职时的胆魄和理智。
  这真是民国史上一场罕见的较量,光复上海的有功之臣为了都督这个头衔争执不休,都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一方是商团代表和起义军官,坚持说陈其美一进制造局就被拘禁了,仗是靠李英石指挥打胜的。另一方的同盟会党人却非推陈当都督不可。还亏得陈其美事先有安排,紧要关头靠刘福标高举手榴弹,大吼一声:“谁再敢反对大家同归于尽。”才勉强定局。如今,这位一生组织过无数暗杀,为革命党创建了稳固的上海根据地的杰出首领,终于在不久前神秘地消失了,如落叶随风远去。窗外下起迷濛的细雨,去年刚与孙先生结为伉俪的宋庆龄端上了茶水,又悄然离去。只见孙先生喟然长叹道:“天地不仁呵,灭我良士。”他是知道两人关系的,几个月前陈其美残遭暗杀后,孙先生曾在吊视时抚尸大恸,哀容令人心碎。
  那天的夜雨下得天地透凉,孙先生沉湎于往事,如一座雕像,很久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他仔细地听明了自己来意,仿佛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用他惯有的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
  “北京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虽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在内阁和各省中,仍是旧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的天下。段祺瑞也马上就会组织反扑。所以从长远看,北方应该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去造就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人类大同社会才有的自由空气。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需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这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他从孙先生脸上那略显威仪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慑人魂魄的浩然之气。他崇敬先生不光是他的坚毅,更是他的精神。先生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的大英雄,是那种横空出世般敢于孤军作战的大主角。每次见到先生,整个精神就会一下强健和自信起来。
  临行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还发表了一位昔日朋友的诗,鼓励他北上就职。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九时光景,房门终于开了,出来两位先生。他的眼一亮,只见前面那位长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嘴唇宽而有力,双目炯炯有神。只沉沉地朝他一瞥,就叫嚷起来。
  “啊呀!是蔡先生吧?多年不见,失礼得很,快请进。”
  “您是……仲甫先生?”
  他感到有点纳闷,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 他要找的这位客人是安徽人,原名乾生,字仲甫,现已改名独秀。这位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虽小自己十二岁,却在辛亥革命前后组建过岳王会,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党人。听说现正在上海主持一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办得很有起色。
  陈独秀真是个直性子,一把他请进门,未等寒暄先顾自开了口。
  “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参加暗杀团,研制过炸药 哈哈哈……”
  记忆之门在这爽朗而充满力度的笑声中倏然洞开。那是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还是法租界的余庆里?1904年秋日的斜阳是那样地瑰丽和壮美。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刚从日本回国的何海樵,神色冷峻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蔡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已到了决战时刻。我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考虑再三,立志从暴动和暗杀入手。杨笃生与我等六人已成立了暗杀团,我们拟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
  这位当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军体教员,正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燃烧得面色潮红。在几次的秉烛夜谈中,如一头焦躁不宁的困兽,时而激愤地起立,时而无奈地叹息。那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说:
  “我们先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秘密研制炸药,还订有严密的纪律,互相监督。这次回国,我们已在北京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妈的,这老贼婆居然深居简出,防备森严,始终不得下手,眼看着经费用完,只好先回上海再作打算。蔡师,凭着您的声望,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不知意下如何?”
  面对着这位豹眼怒睁刚勇好死的聂政式人物,他那道貌温和的面容溢出了血色。他当时正因《苏报》案和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的无为争执而心灰意冷。又读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书,对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充满着向往。教育救国的路,毕竟不如暗杀来得刺激和痛快。他毅然答应了一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行动。
  他的镜片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好像又认出了旧时的街道,走进了那间充满殖民地风格的小屋。他声音喃喃地对陈独秀说:“真是有点奇怪呀,我们当年怎么会那样激动?”
  是的,他们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从小面临着那么多的不平和痛苦。总感到身心特别地压抑,总觉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旧势力在与自己对峙。他们愤怒,他们忿忿不平,终于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嗬!加入暗杀团的仪式还真有点刺激,要像会党结社那样‘歃血盟誓’。记得那天我们跪在地上,面前供着黄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领着一句句宣读誓词,然后杀鸡,将血滴于酒中。再用刀划破无名指,把血和酒搅和在一起。最后每人痛饮三口,真是豪情奋发,胆气冲天呀!”
  陈独秀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暖流,沉浸在回忆中:
  “记得你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观光和俞子夷,他们很快把毒药给研制了出来。你却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又要他们研制固体粉末,后来进展不大。不久就转向试制炸药,当时也有个秘密组织,先后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钊叫来的,地点好像是设在一条冷僻的里弄,周围全是贴满招租条子的空屋。我们天天跟着杨笃生搞试验,你也常来商谈,可就是没记住我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 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 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 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 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不愧为青年导师,担任此职最是合适。刊物我都看了,确实办得好。我想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这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
  陈独秀没有料到蔡元培会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仓猝无备,只能先委婉地谢绝。
  “真是十分感谢先生的厚爱呵,可是,鄙人杂务缠身,上海的杂志又一时无人接手……”
  “这样吧,干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园里办。我会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镜片里闪烁出一种执着而慈爱的目光。
  陈独秀很快地被这目光感动了,因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情怀。他早已听说过对方的许多轶闻,最令人扼腕的还是那件丧子筹款的事。那还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争无效,集体退学。身为特班教师的蔡先生自然同情学生,也一气辞职。为了安置好学生,先生历经艰难创办起爱国学社。苦于经费短缺,又不得不四处奔波。他因忙于办学,很少过问家事。一次,好不容易与友人谈妥一笔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赶来码头,说长公子已生病气绝。他虽悲痛欲绝,但想想学校正急等着款子开支,还是横下心挥泪而去。三天后,他携六千现款赶回家门,人已形如枯槁。一见爱子亡容,便昏厥过去。
  虽然陈独秀崇敬这种精神,也相信这位领袖群伦的长者的办学能力,但还是下不了应聘的决心。这件事毕竟太突然了,他想起了一个人,挺郑重地说:
  “蔡先生,我向您推荐一个人,胡适之博士。此人比我强,又马上要从美国回国了,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胡适之他自然喜欢。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先生的高足,正热衷于做白话诗,与他的留美好友梅觐庄和任叔水笔战。他已在《新青年》上拜读了那篇《寄陈独秀》的著名长信,对他的“文学革命”口号赞叹不已。最近,又从另一篇文章里听到了他来自大洋彼岸的呐喊:一个国家与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这位文风犀利的青年学者如能加盟北大,将会给这座死水一潭的学院很大震动。但对于陈独秀,他更不愿轻易放过。他已隐隐觉得主长北大后,将会与旧势力进行一场艰苦较量。他需要一批胡适这样的急先锋,更需要陈独秀那样叱咤风云的主将。
  他因马上要去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一次演讲,只能先起身告辞。他已下定了三顾茅庐的决心,临别前,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陈独秀一眼。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2

  沿着景山往东不远,隐约可见一片颇为宽绰的殿屋式建筑群,这就是当年的和嘉公主府。
  和嘉公主是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的四女儿,生于乾隆十年冬月,乾隆二十五年,以十六岁的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皇恩浩荡,赐第在马神庙路北。马神庙原是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改为皇家府第后,因这位公主红颜薄命,仅二十三岁就香消玉殒,庭院也由此渐趋荒芜。“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急待开学,清廷下诏,拨此地的空闲府第做了校址。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大学,先不说环境,离帝城仅一步之遥。倘若在夏日,往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会顺着紫禁城根,一直开人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之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还是景山前的朝房和宫殿?在烟雨迷濛中远眺金碧辉煌的皇城景色,也确实令人神思恍惚,浮想联翩。
  也不说建筑,府院留痕里似乎处处弥漫出一股“乾隆气”。这座昔日的皇家庭院,当初还是很有些气派的。坐北朝南的清式门庭前,守着两只威猛的石狮子。府第四周全用巨型古砖垒成高达四米的围墙,东西四十丈,南北六十丈。头门前上方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历年夏天学生投考,录取的红榜总是张贴在门外的。进门有一荷池,立一石柱刻有篆文的日晷,也可见一合人环抱的古槐在风中摇曳出苍凉。后面是五间公主府正殿,上面藻井依然,明柱朱漆斑剥,一派皇家旧气,开办时先做了大讲堂。大讲堂后,东、北、西三面都有房,西侧耳房,成了后来许多名教授讲课前的休息处。北房高大考究,辛亥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宴会厅。最令古建筑学家叹息的,还是后排两层砖木旧房子,俗称公主楼,开办时凑合著做了藏书楼。遇见这样的楼,好像有幸撞见了《红楼梦》里贾蓉借玻璃炕屏时,凤姐叫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在老北京也是仅剩几处 西路后部几进大屋,原为公主居住之所。虽枝干犹存,已由清爽变为杂乱,成了学校的办公处。
  这座全国的最高学府,自1898年开办于今,校址已从四公主府,扩展到汉花园、松公府。今年九月,校方又终于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筹建后来将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但影响中国进程的新旧两股势力,围绕着如何办学的较量,却始终没有松过劲。
  先是那位羸弱而好幻想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下令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想为推行他的新政办一所新型大学,还请来了名噪一时的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这是个与历朝太学和书院完全不同的章程,规定了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提出了一整套中西并用的办学方针。光绪还任命了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的孙家鼎为首任管学大臣。当时真可谓人才济济,中学总教习为嘉兴人氏许景澄,这位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外交官,出使过法、德、意、奥、荷、俄等国,颇长于经世之学。西学总教习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随他掌教的还有一批欧美来华的传教者,著名的有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当时的朝廷还规定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
  但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四年的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了政变。马上下令恢复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新政措施几乎全被取消,惟京师大学堂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西太后自有她的打算,自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太学后,从魏晋到明清,一直以国子监相沿袭,她要让大学堂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杀了锐意革新的许景澄。又在1903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被传为轶闻的是进士馆里每个学生几乎都有听差伺候,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的一百零四名学生毕业了,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虽授有官职,因为是师范毕业,还要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才能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又要轮班子,找门路,真是遥遥无期。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一位早逝的同学写下这样的挽联:“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为死者也为自己的功名未就喟叹不息。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向总统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根据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废去了忠君、尊孔等信条,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取消了经学科。但袁世凯为了加快复辟帝制,一面干方百计摧残北大,曾先后两次以经费不足提出停办北大;一面又拼命拉拢师生,在去年的下半年,竟要封北大校长和教授为所谓的“中大夫”和“下大夫”,遭到了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准备举行“登极”大典时,北大师生群起反对,最轰动者为文科教授马叙伦的挂冠而去,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
  如今,面对这动荡不宁的政局,这座古老的校园终于渐呈衰相。北大好像有些老了,不仅房子老、工友老,连历任校长坐的汽车也老得快走不动 白天,教师中不少人是靠印旧讲义混日子的。学生中有钱的就整夜地吃花酒,捧名角,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都说要看北大人的散漫,只要去学生宿舍。不说别的,一走进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光看那布局就令人咋舌。有的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一隔为二,各走各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还要绝,像演话剧似的,纵横交错地挂了许多长短高低的白布幔,将房子隔成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独立单元。同一宿舍的人在走廊上相遇,也互不招呼。好像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是与意气相投者交往。
  傍晚时分,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冬夜降临了,范文澜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微颤着掸去蓝布长衫上的雪花,走进了宿舍。这是间不大的房子,白布单中悬,正好隔出两个狭窄的空间。他刚进门,就被一阵刺耳的喧闹震住
  “张公子,俗话说玩遍‘水、陆、空’,做人才不空。昨夜里你把白云庵里的空门女子都做了,真是艳福不浅哟。”
  范文澜的眉宇皱紧了,像吞进只苍蝇,只觉得一阵恶心。这位张治秋仗着是徐树铮的远房外甥,平时张狂得很。还与几位臭气相投的富家弟子搞了个“探艳团”,整夜在八大胡同里与妓女鬼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院一堂’为八大胡同主顾”的说法。“两院”说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里的那帮老爷,“一堂”就是指昔日的京师大学堂里,他们这批公子哥儿。
  白布床单上映出个瘦猴的嘴脸,耳边又传来那个细声细气的娘娘腔。
  “玩一般女子已看不出弟兄们的手段,听说云南的蔡锷已死,他留下的那位绝色美人么,嘿嘿……”
  “你是说小凤仙?”
  “哈!哈!哈!”
  范文澜再也待不住了,他重重地一摔门,顾自掉头就走。这真是北大建校以来的耻辱,这位徐佩铣身为英文教员,不能为人师表,却被那帮人捧成了什么“探艳团”的团长。学校里的许多丑闻,都是由他出谋划策的。
  范文澜是三年前靠叔父资助,考进北大国学门的。他出生在古越绍兴的书香门第里,父亲范寿钟,知书达理,通古博今,其诗文在江浙一带名噪一时,并以悬壶济世的医术著称乡里。追溯其渊源,可至宋代的范仲淹,至今在锦鳞桥的范家台门上方,还悬有“清白世家”的匾方。
  他迎着漫天的风雪走进校园,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遥想当年住在这里的人,每月只领四两学银的清苦岁月,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耿耿不平的愤憾。当时的学校曾有规定,学生有事想和校长接洽,必须写呈文,由校长批示后,再贴在告示牌上。书生意气的他,曾几次给胡仁源写过呈文,呼吁应从整顿校风开始,清除败类,均石沉大海。
  他终于在寒风中哆嗦着冻僵的手脚,无奈地返回宿舍楼,走进傅斯年和顾颉刚的房间。这是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傅斯年小他三岁,长着一张胖胖的娃娃脸,却一样好激动,爱打抱不平。这位山东聊城人氏,字孟真,为国学门章太炎大弟子黄侃教授的得意门生,因与其先生过从甚密,被他俩戏称为“黄门侍郎”。顾颉刚呢,与他同年,也许是来自苏州的缘故,清癯的脸上架着副斯文的眼镜片,为哲学门硕儒陈汉章、崔适的高足。他从小读书不肯盲从,尤喜在书上批抹。传闻八岁时就能以《四书》和祖父讲述的远古神话,串联成一篇《小史》。这是位典型的江南才子,平生有两大怪癖,一是嗜观京戏,二是雅好著书。自前年冬月作《寒假读书记》始,每夜闭门谢客,已写了厚厚一大摞文稿。近年又一头钻进故纸堆,不分昼夜地撰写《清代著述考》,居然已成稿了洋洋二十册。
  范文澜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一吐积郁心头的怨气。
  他俩正好在谈学校里的事,傅斯年今天特别冷静,好像已与顾颉刚商量出什么对策。只见他稳稳一笑,说:
  “听说蔡元培要来当校长了,他好像也是绍兴人吧?”
  范文澜的眼倏然一亮。
  “我看是否由我们三人联名给蔡先生写一份呈文,谈谈学校的事。给他来个先入为主,也顺便探探他的态度。只是这位校长大人还没上任,该通过什么门道才能送上去 ”
  范文澜的心里冒出了一个人,他突然想好了对策,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嘴角露出神秘的笑容。
  “这事就由我包 只是肚皮已饿得咕咕直叫,得先去喂饱肚子,夜里才好干活哟。”
  傅斯年应声而起,他块头长得大,饿不起。顾颔刚却瞟了眼桌上早已备好的冷馒头,又一头钻进了故纸堆。
  两人朝校门外的小饭铺逶迤而去。自从大学堂开办以来,马神庙附近的沙滩一带,早成了市井闹肆。许多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掌柜们凭着多年的耳濡目染,对学校的逸闻轶事了如指掌。他们喜欢结交名教授,尤其是脾性乖戾的。喜欢在新生面前摆谱,像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倚老卖者。什么八国联军占领大学堂时的情景呀,许景澄临刑前拿出四十万两银子的存折呀,还有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生的伙食费,众名流的电话和住址,历任校长的风流逸事。诸如此类琐碎的传闻,全成了他们与北大人交往的资本和生意手段。也为许多爱写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和野史作家提供了风流潇洒的故事佐料。每当夜幕降临,许多名流都爱来这儿喝几盅,趁兴海阔天空地闲扯一通。学士居就是其中最受师生青睐的一家小饭铺,范文澜知道他要找的人准在那里。
  学士居的掌柜姓张,河北人,在沙滩一带也算老字号 这家饭铺不大,却有几手绝活儿。一是掌柜的陪喝,都说北大怪人多,张掌柜的眼神也腻怪得很。一眼瞅准了谁,就把康熙酒壶往你面前一放,也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一桌的酒钱就上了他的账。当年的张亨嘉、严复,以后的林琴南、辜鸿铭,都是他向人炫耀的话题。据说林琴南就是从这儿听说了管学大臣许景澄慷慨就义的故事,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剑腥录》。
  二是堂倌的鸣堂绝。你别小看这跑堂儿的,俗话说“饭庄分两半,跑堂与红案。”你瞧,一个好堂倌顶得上饭馆的半个买卖啦。这个行当要的是心快、眼快、手脚快,嘴得会说话,能言善哄,不让吃主空着肚子走,非得把兜儿里的钱掏出来不算完。这里的堂倌会来事,懂得礼节也多,尤其是那鸣堂叫菜和口念唱账的功夫,在沙滩一带独领风骚。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大呢,一见食客上门,先要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接引,叫引客呜堂。客人入坐,送上茶水、手巾把儿,如有小孩还得送上玩具。一只手在本来很干净的桌面上殷勤地擦拭,一面以鸣代步地把客人订下的菜单一一唱付给后灶的红案厨师,这叫介绍鸣堂。厨师将菜烧好,又用吆喝鸣堂唤堂倌前来端菜。在鸣唱中要说清上菜的顺序,摆放的要求。如鱼头冲主客,鸡头不呈女宾等等。还得说明是“单上”,还是“双上”和“分上”。如是香酥鸡,将蘸料放在主菜旁为单上。要是拔丝山药,同时上一碗涮筷清水为分上。碰上了浇汁锅巴,将炸好的锅巴与浇汁分上到桌面再合在一起为双上。最为精彩的还是结算鸣堂。算账时,只见那店小二当着客人的面,不用算盘不用笔,先悠悠地唱菜名、菜碟尺寸,再唱酒水、主食和汤,都逐一报出价钱。还要把顾客的钱和找头也一并唱出,这叫心明眼亮,让顾客、厨师和钱柜都觉得无暗送人情之嫌。学士居凭借这些天下一等的堂倌,还愁没生意?
  此刻,一位年轻的堂倌见来的是两位常客,也不用范文澜开口,就顾自鸣唱起来。
  “二位爷里边请,来拌凉皮一道七寸,拉薄剁窄双份芥菜,神面两碗,多搭两扣走细条……”
  这是穷学生的吃法,多是来碗面添一道下酒菜。范文澜一进门,就见戴着黑边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端坐在酒桌上,一旁陪着的正是张掌柜。
  他心中一阵窃喜。这位钱玄同,虽是浙江吴兴人,也可算半个绍兴老乡。尤其与蔡元培,有非同一般的世谊之交。那还是前清的旧事,绍兴乃宋明理学史上蕺山学派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刘宗周和弟子黄宗羲、祁彪佳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光绪年间,这一带书院林立,钱玄同的父亲钱骞仙,就在此执掌过著名的龙山书院。这是一位博学方正的学者,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朴学大师俞曲园,还有绍兴名流徐树兰都是至交。蔡元培是十二岁拜王子庄为师的。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也是钱山长的朋友。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源流,专攻制艺闻名遐迩。蔡元培以后就是凭借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据传他二十一岁中举时,房官为缙云县人宦汝梅,阅卷后一口断定必是老儒久困考场者所为。最可笑的还是坊间刻印的怪人股特刊,名《通雅集》的,还将他的文章作为压卷之作供应试者仿效。蔡元培在求学期间,就多次拿文章请教过钱骞仙。钱对其怪僻生涩的文风竟大为欣赏。
  这还是远的,再说近的。熟悉蔡元培的人都知道,真正帮他学养大进的还是徐树兰。绍兴徐氏乃山阴望族,徐树兰又是光绪二年举人。先任兵部郎中,后做知府,因母病返里多年。也许是他早已过足了四品官瘾,再也不愿出仕。平生最爱购书、刻书、藏书,家筑“铸学斋”书房,至光绪十二年时已藏书四万余卷。蔡元培因家道衰落,十八岁那年听说徐氏要为其侄徐维则找一位伴读,就由好友田宝棋介绍进了徐府。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的寒窗苦读,以他的静气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不但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使耗费徐氏心血的私人藏书楼条分缕析,初具了雏形,还于光绪皇帝完婚的1889年,领着伴读的徐维则赴杭州一起中了举。
  徐树兰是在1902年创办古越藏书楼的。这座耗银三万多两,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的建筑占地一亩六分。门额嵌五字砖雕,楼舍三间四进,第一进为大厅,是一个可容纳六十人的阅览厅。正中悬“育芬堂”三字匾额,柱上有抱联,其中一副为青年翰林蔡元培所撰。联曰:
  “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楼舍建成后,徐树兰捐书七万卷及标本、报章不等。书柜。书箱,全用珍贵木料精制而成。正待开放时,徐树兰忽然病危。好在他生前已写好《古越藏书楼章程》及给府、县呈文,并要求儿辈每年捐款一千元。徐氏儿辈,烙守遗命,通告乡绅父老,一切照章办事。当时因钱玄同曾在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长子徐元到和次子徐尔谷看他年少好学,便做主将一个女儿许配与他。钱有三子,那位钱三强就是生在绍兴的。
  蔡元培很重情义,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思公的孙女婿。外间传闻他当教育总长时,许寿裳向他推荐了周树人,他曾暗示许,去把钱玄同也一齐请来共事。
  钱玄同见是范文澜,便热情地招呼入座。范文澜张开笑脸应声而去,傅斯年却有点尴尬地愣住 他见屋角昏暗的灯光下,先生黄侃正与陈汉章在一起喝酒。先生的脸有些冷,还不时朝高谈阔论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瞥去几道鄙视的白眼。他正在犹豫,见老师召唤他,忙应声而去。
  黄侃的不满也是有些道理的,那边的风头也出得太过 先不说钱玄同,他和黄侃同为章门弟子,如钱玄同不来北大为沈兼士代课,不在《新青年》和讲台上标新立异大放厥词,两人的私谊应没有问题。黄侃最看不惯的还是刘半农,一副鸳鸯蝴蝶派风流才子的派头。不说别的,光看那身打扮就像个上海滩头的花花公子。大老冷的冬天,狐皮大衣里居然着一身霞色绸袍,四边如出炉之银,一摆动就熠熠放彩。鞋子据说还是鱼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闪着如鳞的花纹。整个儿的做派就像个唱戏的优伶,透出股轻浮气。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在酒后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
  “沈尹默的字不行,苏曼殊的文字不行,刘半农么,底气更不行。”
  虽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声鹊起。但对一生凭借扎硬寨、打死仗风格治学的黄侃来说,你刘半农有何资格来北大门前摆谱
  还有这位势利眼的张掌柜,前几个月还叫堂倌拿着大红帖子请他喝酒,听他吹“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宏论。今天却捧上了这位专爱胡言乱语出风头的钱师弟,还称他为北大第一有绝学的怪杰。理由是听说钱玄同上课只管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拒绝为学生阅卷。
  这世道真变得像这陈酒一样混 黄侃憋着股闷气,斟满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边的钱玄同正谈兴甚浓。
  “这些天传闻最盛的就是蔡孑民来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访仲甫先生,他说蔡先生已是三顾茅庐请他了,还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谈了一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思路,公开表示支持新文学,反对旧道学。仲甫已被他说通了,还要我帮助找些新派朋友来呢。我觉得在当今中国,蔡先生有当之无愧的三个第一。他主长北大,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
  “何为三个第一?”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在1904年,先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又在上海参加同盟会。有人问蔡:反清之意决于何时?曰:始于戊戌变法,决于《辛丑条约》之签订。以后又与太炎先生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满清末年,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说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西学的。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跃出儒家体系而求知异域,为新政府中科举出身第一人!至于第三点么,全凭我的预感。你们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汇纳百川,兼收并蓄。要知大学校长例由部聘,一锤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个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当校长不是做官,视到手权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为准绳,开未来民主之先河者必为蔡先生,亦为中国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齐声喝彩,声震屋瓦,范文澜痛饮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气荡然无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钱玄同,觉得这呈文由他转送算是找对了人。
  那边的黄侃却被这声浪恼得拍案而去。最可怜的还是傅斯年,没吃上一口好饭,又慑于老师的火爆脾气,只得讪汕地饿着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陈汉章,还在顾影自怜地喝着酒。
  钱玄同见黄侃为此撤席,放声大笑。
  钱玄同比黄侃只小一岁,为1887年生人。虽出身书香,却性格狂放。少年时就毅然剪发,表示“义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与反清亡命日本的黄侃,先后随章太炎入了同盟会。当时的日本,真可谓革命者的大本营。章太炎出任同盟会喉舌《民报》主编时,留日学生号称八千之众。他是青年学子心中除孙中山外,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儒侠。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通宵达旦地用热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等十四个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同盟会的行动方策。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以《民报》为阵地,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使革命党的舆论在东京重执牛耳。
  他那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独行独往,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政坛与学界的豪迈侠气,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心。章门多狂猖之士,不但狂还疯。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就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话自白。他也由此得了个“章疯子”的雅号。
  那天的场面听者如云,人声似潮。他演讲时穿一身黑衣,像头久被囚禁刚挣脱铁镣的怪枭,不可一世地兀立在东瀛的海国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绝不能断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黄侃和钱玄同就是他的两位颇具水准的得意门生。钱玄同喝了酒,又气走了这位大师兄,还消受着张掌柜的恭维,不禁得意起来。他的眼神闪闪发亮,又开始摆起了龙门阵。
  “太炎先生讲课的风韵呵,真是终生难忘。那还是八年前的一个上午,在日本他的一间八席的房子里,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了一件长背心,留着点泥鳅须,学生围在边上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先生对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庄谐杂出,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同家人朋友一样。每次都是从八点开始讲到正午,四个小时里从不休息。学生八人中有我、周氏兄弟、许寿裳、钱家治、朱希祖、朱宗莱和后来做了先生女婿的龚宝铨。黄侃这湖北佬运气好,先单独入了师门。此公后来做过一首诗,说他是‘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他当年倒曾是一位意气奋发的革命党,还是遭通缉逃来日本的,不像今日这般迂腐。不过先生后来对我评价也不错,他在宣统二年写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有一段话。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犹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他说到这里,有点醉 被刘半农和范文澜架着尽兴而去。
  屋角只剩下一位老人,还在顾自品味这寒夜的孤寂。这倒是位真正的怪人,怪就怪在当年不当教授做学生上。陈汉章为浙江象山人。他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以博学著称,京师大学堂是慕名前去请他教书的。这大约是1907年的光景,朝廷刚废了科举,他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可称洋翰林,为博得一个翰林头衔,竟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当时已四十多了,见马神庙四公主府的藏书楼里古籍很多,一头钻进去就是六年。于民国三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翰林没有当上,却成了首屈一指的朴学权威。
  他有自己的精神天地,对刚才章门弟子的龃龉自然不感兴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章太炎治学也太重门户,他的弟子先后进入北大的还有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等,据被误作门徒的沈尹默讲,章门弟子虽分三派,但涌入北大后,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对当年吴汝纶留下的桐城派更是一律呵斥,认为那些老朽们应该让位了,大学堂的讲台应由他们来占领 在这座昔日的皇家庭园里,他见的改朝换代也实在太多 其间有牵涉政治潮流的,也有涉及宗派纠葛的,远非“新旧”二字所能说得清。
  他对黄侃还是很有好感的,这是章门弟子中少数个性捐介,却治学严谨的人。当然还有朱希祖,也是章门龙象之一。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板书流利工整,极得学生好评。只是一口海盐腔,除浙北籍的桃李外,要想领会也实非易事。如黑板上明明写的是“孔子的现世思想”,从他口中读来就成了“厌世”,诸如此类的笑话,屡见不鲜。
  还有蔡元培,他也是心说诚服的。不仅因为道貌温和,主要还在于他是位真正的读书人。不说别的,就凭他四十多岁几番出洋留学的精神,就该相信他来执掌北大的诚意。他又想起了一件往事,喟叹一声垂下花白的脑袋。
  真是斯文扫地呵!那是寒假前不久的事,上午一进教室,就见一位阔少爷,横坐在最前排。旁边还跟着位听差,忙上忙下地一口一声:
  “少爷请用茶,少爷请吸烟。”
  他认识此人,父亲是奉系小军阀,已借故在家休学了一年,不知何以又冒了出来。也许是在家乡听惯了堂会,把他也当戏子耍 他是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的,可还没讲几句,就见那听差旁若无人地窜了进来,猴急地咋呼道:
  “少爷,打听明白 法学门今天上课的是司法部的江老爷,快换场子吧。”
  教室里哄堂大笑,他也随之挥袖而去。
  他醉眼矇眬地抬起头,凝视着不远处那座混乱不堪又耗费了他生命年华的校园。他是多么渴望能有一天,再漫步在一座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宏论,或者远眺北河沿垂柳下书人的窃窃私语。至于那种遥远的“太学”传统,那种书院里的真精神,还有那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的无尚权威,当然更令人痴迷和神往。当然他也知道,那毕竟太虚渺了,只能永远地留在梦中咀嚼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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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北京人讲究过旧历年,但每当新年临近时,人们的心里还是会溢出一丝憋不住的欢悦。毕竟一年的辛劳和污秽,将随着夜空迎春的爆竹,声声远去。
  而对于这座位于东厂胡同与翠花胡同之间的黎宅主人来说,今年的元旦更有一番喜庆的理由。黎元洪今日一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在卫士的侍候下穿上特意定做的貂皮大衣,就与家眷一起去膳房用餐。天刚放亮,便随总统府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了居仁堂。
  他是在初秋时搬进中南海的,并按袁世凯的旧例,以怀仁堂为总统办公之地,居仁堂为居住之所。一晃数月,整日地公务缠身,还真没顾得上回过东厂胡同。
  当他的车队在警察开道下,缓缓驶进王府井大街北端时,眼睛不禁一亮。只见黎家大院的灰色高墙已修缮一新,侍卫长正带着管家仆役在挂满灯笼的大门口夹道欢迎。他的兴致来了,两撇八字胡随张开的菩萨脸微微耸动。望着不远处那块“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心里倒真有点感激起袁世凯当年的苦心
  记得三年前,他被老袁设计骗来京城后,就被请进了慈禧囚禁光绪的南海瀛台。表面上他是袁氏的参政院院长,生活上有求必应。实际上形如囚徒,其住处被人戏称为“北京第一模范监狱”。虽然他不是革命党,但毕竟是以辛亥首义元勋身份发迹的,在帝制的问题上,自然持否定立场。但苦于虎离深山,别无他计,经谋士提醒,灵机一动,以夫人有病为理由,天天找老袁要求搬出瀛台,并以辞去参政院长和参谋总长为要挟。袁世凯敷衍不过,总算答应了辞职要求,为了拉拢他,又让长子袁克定花十万大洋买下这套住宅送给了他。
  这真是一座颇有来历的官宅。黎元洪一步入大门,就觉得神清气爽,分外亲切。又看见了高大的围廊上,那典雅的图案,与宫城的红墙廊柱相比,别有一番景象。他情切切地来到院子东南的花园,只见古朴的八角亭下,山石精致,藤木盎然。也不知历代主人种下了多少奇花异草,园子虽丘壑不多,却很宏敞。他是在去年下半年乔迁新居的,人未进门,就听说了这儿在清代曾两度做过“相府”。先是大学士瑞麟居住此处,以后荣禄又成了这里的主子。据说沈桂芳在京任军机和总理大臣时。也常在瑞麟家居住。这座在道光咸丰年间被称为“余园”的官宅,虽也曾显赫过,但真正热闹起来,还是他来了以后。
  当他在前呼后拥中走进东花厅时,眼前又浮现出一年前的景象。
  那真是民国史上的一场闹剧。去年的12月15日,他得知急于称帝的袁世凯,已下令封他为武义亲王。并通知在京简任以上官员,全部前往黎宅致贺,意在迫他受封。急得连夜召集亲信来此密议,总算做好了准备。他怎会忘记那天的场面,早晨七时起,院门外已人声如潮。只见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南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全是黑压压的一片官帽,赶鸭般往东厂胡同涌来,交通为此中断。及八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进门请见。他至今都为那天的表演而暗自得意,据后来报界透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黎副总统终于身着便服出见。并慷慨激昂地向天下宣称:
  “我黎元洪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说完竟独自入室。文武百官被要得面面相觑,只好尴尬离去。
  最为开心的还是以后几件事,为他赢来了今天的美誉。袁世凯见一计不成,又派人上门量做亲王制服,还送来“武义亲王开拆”的信件,想不到均被一概回绝。袁世凯终于恼羞成怒,亲书了一块“武义亲王邸”的匾额,强悬于黎宅大门内。他权衡再三,决心孤注一掷,待使者一走,就将匾摘下随手扔进了马厩。
  大雪初晴,暖暖的阳光透进方格花窗。院子里,一群小鸟在腊梅上嗽嗽喳喳地叫个不停。黎元洪喝一日刚蒸好的高丽参汤,满意地打量起这阔别数月的东花厅。这厅有四个开间,宽大气派,改造过的明式落地长富,上部装了磨砂玻璃。厅内壁有火墙,地铺方砖,朝南四扇屏门,中间悬一幅恽南田的没骨牡丹图,设色清丽娇艳。两边抱柱配有翁同龢的对子,上联是:“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下联为:“为公乎,为私乎,坐坐而去”。靠窗倚一明式黄花梨八仙桌,置花梨鼓凳八个,各有锦垫。东西相向,是八张花梨太师椅,亦有棉垫相衬。椅间配有月形茶几,亦花梨也。屋角是原主人杨度用过的紫檀琴案,孤零零地供着一尊古意盎然的商代铜鼎。
  他瞥一眼满屋的陈设,暗自讪笑袁氏父子的失算。这老袁,本是天下第一号精明之人,却放着呼风唤雨的大总统不做,硬要往黄泉路上瞎撞,结果倒成全了别人的美梦。袁世凯是今年6月6日呜呼哀哉的,他倒是粗中有细,还惦记着欠袁家的那笔买房钱,连夜派人送去十万元的奠仪,也算向世人了结了这笔宿债。根据1913年9月国会两院议决的大总统选举法,就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上午十时,黎元洪终于以副总统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那令京城万人空巷的总统就职典礼,就是在东厂胡同里举行的。可怜袁氏父子一心想将这房子作为亲王府相赠,最后竟成了新总统的官邸。
  整个上午,黎元洪的心境一直很好。先是家人和亲信一一前来请安。待夫人和小姐走后,那位从湖北带来的管家,又领着几位新买来的丫环前来晋见。管家是老跟班,深知主子怜香惜玉的脾性。有位叫如意的妙龄女子,长得娇小玲珑,风韵十足。穿一身墨绿色软缎旗袍,袅袅婷婷地摇着碎步,请安时横波顾盼,越显得细腰一捻,酥胸微耸。弄得他眼花缭乱,心里漾出一丝春意。他轻吟了一句“满树梨花压海棠”的诗句,又沉浸在那种倚翠偎红的温柔梦境里
  午餐也搞得很别致,全是湖北黄破的家乡菜,那武昌鱼还是特意派车运来的,与宫廷菜系拉开了距离。
  可是一等午睡起床后,烦恼的事便接踵而来。他原打算在自己家接见几位文化界的名人,还特意点了民国元老,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名。昨天让秘书通知范源廉操办,听说他答应好好的。可到现在也不来电话,侍卫长派人去找,又满北京不见踪影。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却气势汹汹地杀上了门。
  来人名孙洪伊,原是他的内务总长,属直系人物。最近因“府院之争”中帮他与徐树铮火并,被一齐免了职。他本来是想表示点歉意,并作些解释的。当段祺瑞见孙洪伊挟黎元洪以自重,欲推翻自己重新组阁时,曾逼迫他将其免职。黎元洪非但不同意,还想将对方和徐树铮一并赶出内阁。就在这兵对兵,将对将,相持不下之时,又是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出面协调。挖空心思提出了这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使剑拔弩张的紧张空气暂时缓和了下来。
  没料到孙洪伊劈头就是一顿臭骂,骂他软弱无能,恩将仇报,一点也不顾及他这大总统的面子。还顺带着把一成化青花盖碗撸翻在地,怪笑一声,扬长而去。他回家闲居的好心情终于随破碎的瓷片一扫而光。他恼怒地喝退下人,独自躲进了书房。书房不大,但四壁书柜里都是宋版、明版及名家精校刻本,经。史、于、集都很齐全。他长叹一声,回想出任这倒楣总统半年来的苦处,仿佛又回到了怀仁堂的办公室,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看来这民国的总统府真是个不祥之地,谁钻进这个陷阱都难保身家性命。根子就在那位拥兵自重的段祺瑞,而引发一切是非的都是这诡计多端号称“小诸葛”的徐树铮。
  袁世凯还活着时,段祺瑞一出任国务总理,就想安排他这位心腹当秘书长。袁世凯可比清廷狡猾多了,只许段帮他解围,决不允许他纂夺军权。他早已从段呈请裁撤大总统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呈文里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便巧妙应忖道:
  “段总理是军人,徐某又是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秘书长,不大相宜吧?”
  段祺瑞这北洋之虎也不示弱,见主子落势后,还不识时务,竟当着面把口里衔着的烟嘴砰地摔到桌上,厉声厉色地嚷道:
  “你时至今日还是如此,一点都不肯放手!”
  话毕,气得鼻子都歪斜了过去,这就是人们背后称他“段歪鼻子”的出典。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又向他旧事重提,没想到他回答得比老袁还干脆,脸上还堆满了怒气。
  “我总统可以不做,但绝对不能与徐树铮共事!”
  想想觉得还不够绝,又补了一句。
  “我一万件事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一件办不到!”
  段祺瑞是何等人物?飞扬跋扈惯了,万没料到这位他捧上台的“光杆总统”也敢顶嘴。拂袖而去后,又觉不解气,当着手下的面,指名道姓地骂道:
  “不识抬举的家伙,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让他来压在老子头上的。”
  话刚说完,鼻子又气得歪了过去。
  他就是这样如履薄冰地支撑着大总统的门面。集自己宦海沉浮之经验,他深知不是北洋集团的对手。只能凭老于世故,巧于周旋惨淡经营。在当今政坛,他也算得上是长袖善舞之人。当年他不就是借用者袁的手,干掉了辛亥时逼他从床下出来做都督的张振武和方维 当时他还在湖北,虽声誉日隆,却好生烦恼。在张振武、孙武和蒋诩武的眼里,他这“民国元勋”实在是个渺小异常之人。江山是靠他们“三武”打下的,平时对他自然没有一点礼貌。他也一直在窥探时机,想剪除这帮异己。时机终于来了,凑巧张振武和方维要去北京,他先是设宴饯行,好言相慰。待两人一上路,一封密电已到了老袁处。袁世凯恁是如何老奸巨猾,见了电报也为之心惊。密电历数张、方两人罪恶,要者袁一起处决。据说老袁看完电文,先是皱起眉头说:
  “黎元洪,原来你这个‘菩萨’是假的 他娘的,你杀人要俺动刀,忒煞聪明哩!”
  但没多久,又大呼“妙文也!”当下布置众幕僚分头行动。可怜张振武等人还不知祸在眉睫。见先是袁世凯设宴接风,又是北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轮流相请。宿将姜桂题又奉命召集“军界袍泽大会”热烈欢迎,心里真说不尽有多少得意。到了第五天,百余名军警突然冲进了前门外的西河沿旅馆,将两人及其随同押人大牢。枪毙他们那天,听说袁世凯很得意,笑着对幕僚说:
  “如此看来,这两人是非死不可 到那时候,连同黎元洪的密电一齐公布,那老夫不过是受人之托,成全那位‘忠厚长者’罢 ”
  这件事弄得他舆论大哗,好生尴尬,与天下的革命党结了宿怨。亏得后来段祺瑞太不得人心,又让他渐渐地缓过气来。
  他长吁了一声,在书房内来回踱步。这半年来,他真是煞费苦心。为了对付段祺瑞,分化北洋体系,先去主动讨好冯国璋。于今年十月底,运动国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选为副总统。可这老兄也是深诸黄雀在后之道的高手,懂得没有军队和地盘,这副总统的虚衔狗屁不如。所以至今仍赖在南京,还占着江苏督军的位置不放,隔岸冷眼观看这场“府院之争”的胜败。
  他也曾把希冀的目光投向梁启超,这位在“康梁变法”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始终保持着思想界的领袖地位,与他的学生蔡锷在反袁护国中名声大振。他一上台就电邀梁任公出长总统府秘书长,想借他的名声广罗人才,却被婉言谢绝 后来得知人家正和段内阁打得火热,并没把他放在眼里。
  屈指算来,当今中国,剩下的只有令他心悸的革命党 但革命党毕竟是革命党,只能利用,不可重用。他端起盖碗,呷一口热茶,又顺手从案头摸来块汉代玉虎摩挲把玩起来。对章太炎,他倒一直心存敬意。不光是他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骂袁世凯的气节。更主要是他在辛亥时为自己出任副元帅垂涕而道的侠骨热肠。遗憾的是当袁世凯殒命,他继任总统后,由于当时的内务总长王揖唐多方留难阻挠,太炎先生到第十天才获自由,拖到月底总算放他离京南下。身为大英雄者弄得如此狼狈,自然对现政权心怀不满 好在他这次趁黄兴病逝,派出心腹特使赴沪,与孙中山、章太炎广为周旋,总算在对付段内阁上达成了某种默契。
  窗外,暮色渐渐降临,皑皑白雪在黄昏的余晖下分外迷人。他在心里暗自骂了声范源廉,眯细的肉泡眼里射出一丝杀气。这该死的共和党人,至今连大总统的指令也形同儿戏,你这总长不想当了 讲到蔡元培,对这位翰林公的道德文章自然没话可说,但在他眼里,此公最多只是个书生型的革命家。一生除了读书、办学,就是做教育救国的梦。北大这副烂摊子,也够他收拾 搞得好,是他的造化,当总统的脸上也有光彩。所以范源廉和一些名流一提名,他就爽快地做了个人情。本来,以一国元首的威仪,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找些名流来家中围炉叙谈,倒是挺风雅的。唉!这个范源廉,他又开始在心底动了气。
  “老爷,奴婢来问一声,晚餐是送来书房还是去餐厅?”
  耳边传来一个天仙般的嗓音,他缓缓地抬起头,只见那位叫如意的丫环,正粉脸低垂地站在门口请安。瞧她半日不见,又换了服饰。一身粉红色的紧身夹袄和夹裤,使得浑身曲线在亭亭玉立中风韵毕露。淡妆的鹅蛋脸下白嫩的粉颈,连同那微微起伏的胸脯,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气息。
  黎元洪绷紧的神经,终于格登一声松弛下来。他有点心旌摇荡地向她招招手。
  “过来,让老爷好好地看看你。”
  迷濛的灯光下,如意像一朵流霞轻轻地飘移过来。他见她凤眼含情,面着桃花,雪白的颈窝里衬着一串娇艳的玛瑙项链,还不时飞来几道柔柔的媚眼。禁不住怦然心动,一把捏住那双温如羊脂的小手,含情脉脉地说:“就在这用膳吧,我的小如意,哈哈哈!”
  在这民国五年的岁末,一位内外交困的政治家,总算凭借一介女子,度过了一个温柔缠绵的长夜。

                  4

  与总统官邸的沉闷空气相比,内城外的松筠庵里却清流云集,一派喧哗。
  下午三时,庵门外沉寂多年的官道上,传来清脆的马蹄声。主持闻声出门相迎,只见雪地上,三辆车窗油亮的绿呢四轮轿车正疾驰而来。随着车把式一声吆喝,马车稳稳地停在门口。几位当今京城响当当的人物,依次跳下车来。步履沉稳走在前的是一位中年绅士,着蓝布长衫,外套一簇新的毛绒马褂。他就是今日做东的主人,浙江余杭人氏,北京医专的校长汤尔和。大大咧咧紧随在后的,是面带醉容的教育总长范源廉。这位共和党的内阁成员倒真是性情中人,不但中午的酒没醒,还早把黎元洪交办之事忘得一干二净。蔡元培一提议,又余兴未尽地跟着来 后面三位北大名流也都是蔡的同乡,马叙伦家在杭州,沈尹默和钱玄同都是吴兴人,见他们簇拥着面容清癯脱俗的新任校长,谈笑风生地拥进门来。
  这松筠庵位于宣武门外的炸子桥胡同,原是明代谏臣杨继盛的故居。自二十年前康有为在这发动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事件后,早已渐呈衰相,门庭冷落
  住持僧名法喜,因擅长鉴别字画,与厂肆画商多有来往,以至传说他能用鼻嗅手们而知书画。与名画家陈师曾,古琴演奏家王心葵等都是朋友。见来者均是士林中人,忙令在暖阁备好时鲜素席,以便让客人游宴吟赋,畅怀痛饮一番。
  来客却先自去了景贤堂。堂内正面有杨继盛画像和牌位,堂外置石座大铁香炉,供祭把之用。这位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保定府人,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虽官职卑微,却敢冒死弹劾嘉靖朝的两大奸臣仇驾和严嵩。最著名者为他的上《请诛贼臣疏》,文中罗列严嵩“十大罪,五奸”。两天后就被投下“诏狱”,监禁三年终被严嵩杀害。临刑前,仍以一首铁骨铮铮的赋诗留传天下。诗曰: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遥想当年,蔡元培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常与张元济、胡道南诸友来此凭吊咏叹,议论时事。今重返旧地,见老友皆风流云散,自有一番感叹。他率诸友祭扫完毕后,又沿着假山游廊,步入谏草堂入席。
  这就是当年康有为以一天两夜的激情,奋笔疾书,写下一万四千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的地方。
  那是何等壮阔的场景 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多位举子互不相识,却聚会于此。面对甲午海战后即将签订的《马关条约》,以士阶层拼死抗争的气节,聆听着这位以圣人自居的精神领袖那力挽国势、变法图强的雄图大计。当时的朝廷规定,举人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主和派的清廷大臣又竭尽手段,分头去会馆恐吓哄骗各省举子。他们是为功名而来帝京的,行囊里挟着布衣寒士百年一遇的希冀;却又从松筠庵里踩碎了寒窗苦读孕育的功名梦,以杀身成仁的胆魄,迈出了令千年士林黯然失色的激越步伐。他怎会忘记这个日子?1895年的5月2日,一千多位举人簇拥着康有为和他的“万言书”,士气愤涌,口号震天地从这里奔向都察院。当时他人虽在翰林院,心却随上书的人流彻夜不眠。当举人们得知军机大臣孙毓汶已抢先勾结李莲英,通过慈禧逼迫光绪画押用宝,偷偷签订了《马关条约》后,群情激奋到了极点,扬言要抬着棺材上孙府示威,非打死这卖国贼不可。康有为的“万言书”虽因种种原因,没能呈送到皇帝手里,但辗转传抄,很快遍及京城。美国公使田贝在上书第二天,就向康有为索取书稿,不久便在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
  作为与康、梁、孙文同时代的他,事后虽也与帝党官员文廷式等翰林院人士联名上过《奏请密连英、德从御倭人折》。但为何没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历史时刻,挺身而出,拜访康有为,一吐心迹 就在上个世纪的末叶,这宣武门外的炸子桥胡同,路南是松筠庵,路北就是嵩云草堂,为强学会会址。再加上不远处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和浏阳会馆谭嗣同的莽苍苍斋,构成了一条变法维新,给清廷致命一击的精神防线。他当时曾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为康、梁犀利痛快的文风扼腕叹息,奔走相告?又是揣着多么敬佩的情感,声泪俱下地仰望高视阔步走向菜市口的桀傲者——谭嗣同,为他那“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千古绝唱而仰天长啸
  他瞥了一眼今晚的聚会,法喜和尚将一桌清淡的素斋弄得很丰富。钱玄同正鼓动着沈尹默,在向范源廉劝酒。这谏草堂为道光年间重新扩建,匾额为何绍基所写,墙上嵌有杭州张辛精心临摹杨继盛谏言草稿石刻八幅,十分壮观。汤尔和把这位风雅的住持僧也请来作陪,正在信口谈些当年轶闻。
  是的,作为后来参加过暗杀团,组建了光复会的辛亥元老,他曾无数次地们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当初竟会按兵不动 他并不是以门户自重之人,从心底里,他自然佩服这位高额浓发的南海异人,那种横扫千古的气魄和才识。记得还在1889年,他这腼腆的浙东举子第一次携徐维则赴京赶考时,那位长自己十岁的康有为,已单骑出居庸关,遍游京师,考察山川地貌,冒着杀头的风险,以布衣伏阙上书。就在那石破天惊的《上清帝第一书》中,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救亡图存的建议。
  晚宴已经开始,性格开朗的钱玄同原想借酒与这位前辈缀诗钟取乐。见他面色沉重,心有所思,也不敢造次。钱玄同在绍兴读书时,曾听说过许多蔡元培的趣闻。几杯热酒人肚,又津津有味地品尝了几口素什锦,便饶有兴致地与马叙伦谈起了往事。
  都说蔡元培从小心有静气,据说有一次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他下楼,他因专注读书竟浑然不知。传闻怪八股高手王子庄收徒有三条规矩,一曰诚、二曰忠、三曰孝。元培六叔铭恩领他拜塾师时老先生先没答应,待他从乡邻处听说了几则逸闻才欣然应允。先是说蔡家门第有书卷气,其祖父夏夜酷爱读书,亦有怪僻。为避蚊蚁,竟把双脚置于瓮中。又说他天性忠厚,某次女佣带兄弟下楼玩耍,楼梯又高又陡,女佣先抱哥哥下去了,让他坐在楼梯口等。没想到女佣下去就忘了,他却不哭不闹,一直静候到被家人发现。还说他侍奉长辈十分恭敬,每晚临睡前必一一请安。元培幼年丧父,家学全凭叔父教育,有一次他请安后,恰逢叔父疲倦睡去,一觉醒来见人还站着,忙问为何不去?他却说叔父未命不敢去。最为感动的还是到臂孝母之事,母亲病重时他听说用此土方能延寿十二年,小小年纪竟忍痛割臂肉和药,悄悄煎给母亲喝下去治病。
  马叙伦听了忍不住击掌叹息,他恭敬地斟满杯中酒,起身敬蔡元培。
  “蔡公真是大德转世呵,您能主长北大,实属教育界幸事,兄弟愿在麾下尽汗马之劳。”
  那边范源廉和汤尔和也来凑热闹,相继向他敬酒。他也算是好饮之人,几杯热酒下去,情绪也就来 只见法喜和尚双目灼灼,清瘦的面容溢出一丝敬仰之情。他思虑再三,还是忍不住提出了久压心底的疑问。
  “先生的大名晚生早已如雷贯耳,在我的印象中,前辈是一位温而厉的先贤。记得百日维新时,晚生还是位莘莘学子,听外间传闻,先生在翰林院的书房,挂有一幅‘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的手书对联。还不分昼夜地翻阅魏源、严复和国外有关变法图强的书。变法失败后,先生又毅然挂冠而去。据说当年孙文也先给李鸿章上过万言书,以后又去万木草堂拜访康有为,因均遭拒绝而自立门户。太炎先生可谓狂生,也主动纳会费十元加入上海强学会,并应邀出任梁启超的《时务报》笔政。就连李鸿章二张之洞和袁世凯,都不同程度地巴结过康、梁。为何迄今为止的史料不见一点你们的联系 恕贫僧冒昧,难道彼此有什么宿怨和成见 ”
  蔡元培见心中之隐已被点破,面若敷霜的脸上松弛出一丝愉悦。他突然明白了今日来此地的动机,渐渐悟清了这次北上的目的。他终于舒展慈眉,娓娓袒露出自己的心迹。
  “在翰林院那几年,真是政治最为黑暗,精神最为痛苦之时。眼看着割地、赔款的条约一个个签订,却一点找不到出路。就在这时候,康有为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的上空。当时也有人劝我去松筠庵参加集会,并愿意牵线引见康、梁,都被我谢绝 现在细细想来,还是自己书生意气太重。一是觉得此公大孤傲,听说孙文想见他时得先行弟子之礼才能进门,这种羞辱我实在受不 二是觉得他有权变意识,做学问也欠严谨。为了给维新变法制造舆论,不惜武断地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公开宣称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是刘欲在西汉伪造的,与孔子之圣道并无共同之处。在他的笔下,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好像成了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祖师爷。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对长期受封建桎梏的士人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那种治学态度,却为我不屑。还有,百日维新时,康、梁已成了炙手可热人物,皇帝权贵争先巴结,我生性不愿凑热闹,也只好做旁观者 以后西太后发动政变,他俩仓惶逃命,与谭嗣同那种彪炳千秋的人格相比,真是令人心寒。变法失败不久,我为何会一气辞职不回 因为我觉得他们失败的真正教训就是没有从培养变革人才,抓教育入手,而是寄希望于钻门路,找达官贵胄做靠山。这也是我这些年一心致力教育的根本所在。”
  他说到这里,呷一口酒,有点激动地微昂起脸,目无旁物的眼光穿过众人头顶,射向茫茫夜空。
  “今天看来,我确实太偏狭了,至少是缺少一种气度。我没有看见当年康、梁那种傲视干古,欲与整个旧体制决绝的胸襟。更缺乏那种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这次来京后与仲甫的几次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反复问我,你究竟想怎样办教育?怎样治理北大?现在中国缺少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家,政治革命已暂时没有可能。要救中国,首先是从思想领域进行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你要我把《新青年》一齐迁来北大,你能一扫以往腐朽沉闷的空气,造就出一种新的北大精神 告诉你,我上北大不是来为你教书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名教授,而是缺少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先驱。待你把办学思路全想明白了,我自然会来为你摇旗呐喊的。”
  马叙伦听得热血沸腾,他不无得意地扫视了一眼汤尔和与沈尹默,朗声笑道:
  “仲甫果然高屋建瓴,气势逼人。看来我们推荐他没看错人吧?”
  “非常感谢诸位的鼎力相助,我还是想把办学的思路再开阔一些。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和考察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大学是培养高深学问的地方,办学一定要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只要有真才实学,不但仲甫、胡适之我要,就连刘师培和辜鸿铭这类人物,我也想用。”
  “什么!连两次变节的帝制余孽和那位冬烘先生也能上台执教?”一脸书生气的沈尹默,惊愕地瞪直了眼睛。
  “对,我要的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学问!”蔡元培那坚毅的目光里,透出一种深思熟虑的自信。
  钱玄同的心却暗自窃喜,不光是他与刘师培在日本时私交颇深,对这位少年国学大师的才学甚为佩服,更主要的是中午在观莱园陈宅交谈时,蔡元培看完范文澜三人托他转交的呈文,竟兴奋得挥舞起双手,闪闪发光的眼镜里透出了一种孩子般的稚气。
  “有这样好的学生,还怕办不好北大?都说北大是一盘散沙,但我却从这些学生身上,看见了一种法兰西自由向上的学院空气。”
  范源廉已面露微醺之态,在这种场合,身为堂堂教育总长,自然不甘示弱。他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用一种带点炫耀的口吻说道:
  “我请蔡公出长北大,自然是有所考虑的。蔡公办事顶真,是个真正搞事业的人。想当年,他出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时,曾问中山先生,‘教育部的地点在何处 ’中山先生笑曰‘地息嘛,你自己去找。’他一下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凭着一股毅力和献身精神,日夜奔波,最后总算找到马相伯,借到了洋务局的三间房。开办时经费奇缺,身为总长,工资却坚持要和下属一样,一律三十元。连上总统府领教育部的大印,还是独自乘洋车去的。这次蔡公北上,又是孑然一身,但我相信,凭借蔡公的道德力量,北大很快就会群贤毕至,气象万千的。来!我提议,为蔡公的旗开得胜,干一杯!”
  众人举杯响应,法喜和尚也来了情绪,他以晚辈的身份合掌祝福。
  “尊敬的蔡先生,当年您曾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以美育代宗教。贫僧深知您出此言的苦衷。但又以为,真正的宗教也是一种美的哲学。今后有用得着晚生的地方,一定效力。”
  面对着一张张充满信任的脸,借着酒力,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挟带着浩然之气油然而生。他亲自给各位斟满杯中之酒,动情地用双手举起酒杯,俯首深深地作了个大揖。
  “来!为我们的新北大,干杯!”
  众人一饮而尽,钱玄同还豪气冲天地将空酒杯摔碎在地。
  窗外又下起弥天的大雪,一行人说笑着踏雪而归。寂静的夜空中,隐隐传来新年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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