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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维熙:巾帼红颜的人生咏叹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个人有点犹豫。但是几经斟酌,觉得使用这个标题为钟鸿女士的这部自传性的记实之作的前言,还不失为贴切。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而忘我奋斗;此外她年轻时是一位秀雅而美丽的姑娘,革命的憧憬与文学梦想同时孕育于怀。她经历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婚姻的畸形幻灭,劳动改造岁月的酷暑寒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世伤痛......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遗留下的所有痛苦,似乎都挤压在一个女性身上,因而当我读罢书稿后,深感这是一曲人生咏叹的悲歌,心灵久久为之失衡。掩卷深思,这曲巾帼红颜悲歌之源,始自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又经反右运动,膨胀于疯狂的文革年代。

  我与钟鸿女士初识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我作为初涉文坛的一个青年作者,她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在一些文学会议上,她虽然只是旁听或记录,但出于对党领导的理性认知,我还是把她当成党的潜影。可是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在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这位安静而儒雅的女士,竟然先于王蒙、燕祥、友梅、绍棠和我划成右派分子。当时,虽然我已惶惶不可终日,但还是为她划右而感到不解,听说她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一首题为《冬小麦之歌》的小诗,成为她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佐证之一。那首小诗诗文如下: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了

  冰雪封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仅今天的读者会觉得其荒唐,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过滤其诗中的几行文字,也很难从其词语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子来,促成钟鸿开始了她人生的冰雪炭途。

  也算是一种机缘吧,笔者在没有被送进“大墙”为囚之前,曾有幸与钟鸿在一起改造过一段时间,虽然时间荏苒,已然流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钟鸿在那个年代的形影,仍然鲜活如初:那地方是一个大山峡谷,名叫“一担石沟”,她当时干的活是喂猪,每天从山下挑着猪食,一步步地攀登石崖,把猪食挑送到山上的猪舍。有时也上山割荆,背着一捆捆荆枝,从大山之巅下来。当时,我只看到她欢快地接受惩罚性的劳动,不解她内心深处的沧桑。

  直到今天,她把这部生命自白的书稿,摆到我的书桌上,我才从其字里行间得知了她心灵上承载的重轲。她是个蹚过苦水河的女人,燕祥曾这样总结钟鸿的经历,说她是“把女人的一切不幸,都集中于一身的女性。”这真是对钟鸿一语中的的解析。书中,关于两次婚姻的不幸描述,已让我内心酸楚;她儿子的遭遇,更是催人泪下——特别是次子小建一在文革时期,为一本红宝书而变成跛足、后又过早离开人世的章节,让我为身为母亲的钟鸿而心灵震颤……

  静夜深思,不禁在内心深处升腾起对钟鸿的深深的惋惜之情。她出身名门,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武道和东方文采两种基因:她的生父钟皿浪,从北伐战争直到革命战争,可谓披荆斩棘的一代浴血帅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她的母亲是唐代的诗相贺知章的后代,当属于名门闺秀;加上她的继父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长沙任教时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无论从遗传学的“硬件”,还是她自身的资质上讲,都能成为中华一代天骄。但是历经几十年的蹉跎岁月之后,云霄大鹏与尘世哀雁的强烈反差,让人唏嘘感叹之余,深感到世道之有失公允。

  笔者非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深感绵软的笔锋,无力解析历史的冷面和怪诞。但笔者知道钟鸿个人痛苦的心灵史,绝不属于她个人,而隶属于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台风不停地刮,大树低头,小树折腰,上至开国元勋下至黎民百姓,皮肉里都留下了时代强台风肆虐的烙痕。不是吗?好在她凭着生命的毅力和人生的理想,她闯过了“台风”季节,坚强地活下来,而且为社会作出贡献。笔者希望钟鸿女士更加珍惜人生的黄昏斜阳,让多采的半支莲在晚霞中潇洒摇曳。序文忌长,就此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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