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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1924年春父亲又随湘军到广州，湘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二军，鲁涤平为军长，李富春为军政部主任，父亲为二军的一个副连长。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持，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泊渠、瞿秋白、李富春等人参加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在李富春主办的政训班任队长的父亲，领导政治班学生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他自己写的回忆中还说：“当时我们还检查了每个代表是否携带危险品”。

　　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发表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

　　1924年10月参加打击广州反动地主买办的武装组织——“商团”，其首领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他联合陈炯明（曾为广西军阀，广东省长，投机革命参加同盟会，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图谋里应外合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父亲参加了镇压叛乱的战斗。

　　1925年2月加入黄埔军校和滇军湘军讲武堂进步学生联合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任干事此时加入《中共青年团》。

　　1925年3月初，父亲被调入黄埔第二期，到广州附近海丰县训练自卫队。在黄埔学校当军事教官，参加周恩来、蒋先云领导的血花剧社，此时他又起一新名叫钟血浪，表明自己决心在革命的战斗中，不畏血光火海。

　　1925年3月12日孙文北上病逝，钟带军士连学生通知广州各店铺停业哀悼。

　　1925年6月至9月在黄埔军校参加政治班学习，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周恩来任政治班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蔡畅等为教员。

　　父亲说：“从此我将钟岳张改名为钟健魂，也就是立志做一个有健康体魄和有革命灵魂的青年。”。

　　他说：“1925年5月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东征，我调至该军七十七团任第一营长，参加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925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内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革命政府，我们击溃陈炯明后，立即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周恩来在汕头升平酒家，请我们吃饭，规模很大，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也被邀请出席。（陈炯明曾投机革命，曾参加了护法——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军阀破坏《临时约法》的战争，在护国——反袁世凯的云南起义两战役，从而赢得国民政府广东省长职务，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

　　“1926年6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学生、工人、农民10万多人，举行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为1925年5月30日，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二千余上海学生游行，反对日本资方开枪打死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结果遭英租界巡捕开枪，当场死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当黄埔学生和工农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亡、重伤200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我冒着枪林弹雨，硬把黄埔的同学吴光远从血流成河的街上拖出敌人的火力网。二人回到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先烈陵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讨回血账，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

　　（三）、参加北伐

　　父亲说：“入黄埔到北伐，这是我年轻时最快乐的日子。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出师北伐的宣誓大会。当时群情激奋，老百姓自费印发拥护北伐的传单，北伐战士个个士气高扬。我又回国民革命第二军（原湘军）参加北伐，还上台表演了武术。北伐军分三路出发：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我们第二军进军湖南、湖北，10日，军队由广州出发，势如破竹。

　　“1926年9月我们第二军攻占长沙，当时湖南的地方长官唐生智作内应。进长沙后，黄浦军校党组织派我到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发动学生参加革命。

　　“一个月后，我又回第四军，，于1926年双十攻占武昌，敌人守城的刘、陈司令员被俘虏，临时就关在我的营中。

　　“1927年3月我被调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见1997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昌讲习所纪念馆编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在这段日子里，我和教务干部张国基常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很平易近人。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领导人，又是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家就住在平房宿舍里，他们有两个小孩。武汉夏天很热，小孩都光着屁股。杨开慧也常到政治班听课，我们都相识，常在他们家吃饭，杨开慧总是给我们做湖南人最爱吃的红烧肉、炒辣椒、大钵汤菜。”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他以南昌为中心和武汉对抗。同年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于‘四.一二’发布了严禁罢工，屠杀违抗者的命令。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父亲说：“1927年5月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共领导周恩来、朱德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八一’起义，我随四军七十七团去南昌参加起义。我们七十七团的船只，从武昌去南昌，刚到九江，就与薛岳部队进行了遭遇战，敌众我寡打散。团长胡公勉通知我和二营营长利运洁：‘赶快离开，要保存共产党’，我和利运洁脱下军装，沿着河边的芦苇分别逃出包围，我找到一只小船渡河逃往长沙。当时的心情惨淡：‘独驾一舟千里去，心与长天共渺茫。’上岸后，身无分文，只好一路讨饭到长沙。我虽然逃出来了，但部队也损失了，好恼火啊！

　　到长沙后我到樊西巷一个小纸烟店找组织。纸烟店老板就是组织的联系人，他叫我立即去临近湖南的江西安源煤矿。我向钟叔叔借了二十块银元做路费到了安源。安源的党组织派我到煤矿做杂工，实为宣传和组织矿工参加革命。”

　　（四）、秋收起义的胜败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号召组织工农举行秋收起义。首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父亲说："1927年8月我听从组织安排到了安源煤矿组织了矿工队，9月初就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行武装秋收起义。我营编入一师二团，团长王兴亚。二团两千多人，有江西安源矿工、萍乡农民和湖南醴陵的农民自卫队。我带领的以安源矿工为主的‘特务营’，又名‘炸弹队’。利用矿上的炸药制造的土炸弹，用锡皮和棉布包裹炸药，塞上雷管，扯出拉线，扔出去就爆炸，工人把自制的这种手榴弹以他们喜食的洋茭头命名（茭头是湖南特产，似蒜又似葱，以糖、盐、醋腌食）。

　　我们先攻打萍乡，未成。转而乘铁蓬火车闯过敌人的火力网，进攻醴陵县城，得胜。进了醴陵城，我抓紧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随即奉命攻打浏阳县城，没想到这下中了敌人的埋伏。我带领的第一营，从一个城门洞进去的。把守的兵不多，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他们解决了。我们的队伍长驱直入，走进街巷。街上没有人，两边店铺也都关了门。正纳闷时，忽然从每个窗口噼里啪啦射出了枪弹。糟了，这才知道中了埋伏，被包围了，进退两难，只有拼命打。一时炸弹和枪声震耳欲聋，短兵相接，白刃见红，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其惨烈情景如同古战场一般。战斗进行了约摸两个时辰，可怜我们的土炸弹、大刀、长矛，怎么抵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我们的队伍成片成片的倒下了。这些无名英雄，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却真是无愧于工农大众啊！没有被打中的战士，有的逃跑，有的卧倒，跑的人又纷纷被打死。我见突围不成，只得趴伏在死尸中间。天黑了，枪声暂停，敌人也顾不上收尸。这时我悄悄地蹭到街边，扒开一个小店铺的楼板，钻了进去，蹿上小楼。怕敌人来搜捕，随手把楼梯抽了上去，从天窗越过屋顶，跳进一个晒台，又跳进一间房子，躲在一个犄角里。很快就被睡在这间房内的一个小徒弟发现，他见我浑身是血，紧张地说：‘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暴徒吧！’我说：‘我是挑夫遇上打仗，不敢走了，趴在死人堆里，所以弄了一身血。’我们矿工队本来穿的是短服便装。他喊了老板上来。原来是个小印刷厂，巧了，店主也姓钟，比较同情革命，没多追问，没有轰我，也没去报告。我说：‘你就让我在这儿呆几天吧！’他对我说：‘天亮了，怕要搜查，你还是赶快走吧！’让我换了黑色的长工衣服，和他的挑水师傅一起到城外去挑水，混出城去。这招还真灵。因为这个城市喝水靠城外的河水。天微亮，钟老板的长工就带我到较远的湖边去。在僻静处，他让我撂下水挑逃走。就这样，我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逃出浏阳城，悄悄地进了长沙。唉！又被吃掉一个营，我好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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